Roger Tanner教授是我的博士导师，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12月。──中国的冬天，澳洲的盛夏。

那天，在悉尼出了机场海关，茫然不知道往何处去。悉尼大学通知书上把奖学金数额、报到手续等都写得清清楚楚，飞机票也是学校给买好了的，可就是没告诉我，来以后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忻挥邢笾泄?笱Ю锏哪侵盅??奚幔课易艿孟鹊阶〈Γ?岩簧聿缓鲜币说亩?盎幌吕矗?拍苋グ莼岬际Π伞Ｎ艺?蛩愦蚋龅缁暗较つ岽笱?室幌拢?醇?搅耸掷锞僮盼业男彰?唇踊?腖君。L君原是清华大学流体力学系的学生，已跟了Tanner教授4年，今年准备完成博士论文了。大概因为和我同是炎黄子孙的缘故，他自动请缨前来接我。我们未曾见过面，所以刚才没有互相注意到。

L告诉我说学校没有中国大学那种学生宿舍，只有一种学生公寓，比在外面租房贵得很多。待会儿他会带我去买张报纸查查出租房，但现在他要先带我去悉尼大学见Tanner教授 。就这样，一身冬装没?峄幌吕矗?捅籐用一辆二手车载进悉尼大学校园。

Tanner教授的办公室是个套间，外间坐着他的女秘书Lyn Kennedy， 他自己在里间。Lyn示意L和我进去时，他正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迎接。五十开外年纪，脸色红润，身材属于可称为魁梧的那种，穿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我心里想，原来洋教授上班时不是西装革履的。看得出他很高兴，笑容出自内心，而不是出自礼貌。“Hi， Rong!”他直接喊我的名字，态度亲切随和，仿佛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第N次见面，我先前在心里重复了多遍的礼节性英语会话竟然派不上用场，反而有些不知说啥好。办公室宽敞而简朴，一张书桌，书桌后一张靠背椅，三壁图书，一长两短三张沙发，围着一张矮小的茶桌。Tanner教授让我和L坐在沙发上，一边谈话，一边用笔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所讲的就是我今后要做的课题了。没再有什么开题报告或研究方案之类繁文缛节，我就这样开始了攻读博士的五年洋窗的留学生涯。

Tanner教授带研究生的方法，据他的一些学生的回忆和总结，是这样的：他把超出你自身的能力目标指给你，然后把你扔到水里──不，扔到粘弹性流体里──让你自己奋力地游向目标游，直到你呼救，他才来轻轻地托你一把。当你最终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回头一看，你惊奇自己居然能游到这里。

但是让学生们一时难以适应的，不仅是目标看起来力所难及，而是这目标还会动。在读研究生这些年里，本领域的科研进展很可能日新月异。为了保持课题的前沿地位，Tanner教授随时都可能把目标移动一下。难怪他的前学生(现任Flinders大学教授)Raj Huilgol 曾抱怨他是“haphazard guru”──随心所欲大师。然而Raj后来对这种指导方式赞不绝口，他有了自己的研究生以后，也成了haphazard guru了。Tanner教授的学生中留传着一段关于爱因斯坦的幽默小品：“爱因斯坦出考题考学生，几个预先打听到去年的考题学生答完试卷后，兴高采烈地对爱因斯坦说：‘今年考试的所有的题目和去年的一样啊！’‘是的，’爱因斯坦微笑着回答，‘但是答案不同。’”我不知道这则小品最初是否Tanner教授讲给学生听的，但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不断寻找新答案，确是Tanner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的学风。

提起这粘弹性流体，那是是很调皮的家伙，若把它猛地向硬地板扔去，它会象皮球那样弹回来；但若让它老实在桌子上呆着，它就象液体般向四周流动；让它从管道里挤出来，它的直径胀大两三倍；拿根竿子搅拌它，它顺着杆子往上爬。最麻烦的还是对它的数学处理。理论上，还没有一个普适的本构方程可以成功地描述它在不同形式的流动中的行为。传统的连续介质力学方法日渐式微，微结构模型方法还在发展中。数值计算更是头疼，粘弹性流体通过突变截面的收缩流动，圆管内的绕球流动和平行版间的绕圆柱流动，壁面“粘附-滑移”流动，等等，这些问题用常用的数值方法来计算极不稳定，这都是80年代困惑着流变学研究者的难题。我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得到了不少乐趣。但有时陷入困境，也需要跑去Tanner教授的办公室呼救。他若不在，或正在忙，就得先和Lyn预约时间。于是知道了Tanner教授喜欢打网球，每天有一个小时打网球的时间，是不能侵犯的。他若在，又没有什么一时放不下的工作，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喊我进去，Rong，遇到什么挑战性问题了？来，看看能不能对付它。

他叫我“Rong”的时候，发音和“wrong”(错误)一样。所以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往往需要判断他是在说什么地方错了，还是在叫我的名字。西方人在交谈时，会不时带出对方的名字以增加友好气氛的。有时通过当场讨论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时一时解决不了，我带回几张画满各种符号的纸片，继续琢磨，而这些纸片上的各种符号，常能生出新的启示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莫过于此。也有的时候，Tanner教授听了我的问题后，会说，噢，这是Ken Walters的问题，或说，噢，这是Morton Denn 的问题，去查查他们的文章吧──这颇令我感到惊异，觉得好象这流变学世界的难题，已经被他哥们几个瓜分了，这些问题是张三的，那些问题是李四的。

这里我还必须提到Tanner课题组的另一位知名教授Nhan Phan-Thian。他喜欢别人直呼其名，大家都叫他Nhan。Nhan也曾是Tanner教授的学生。80年代的流变学领域没有人不知道以他们师生俩命名的PTT(即Phan-Thian-Tanner)模型的。Nhan自己也带了几个博士生，但当Tanner教授教授外出开会或度假时，Tanner的研究生有什么事也找他。和Nhan讨论问题，反应要快，否则跟不上他跳跃的逻辑。俗话说，刀不磨不快，每次从Nhan那里回来，都会感觉思维象被磨过的刀似的，较先前敏锐一些了。

每隔两周，课题组就有一次学术报告会，有时是外来的访问者做报告，有时是Tanner教授或者Nhan介绍和评论一些研究的新动向。更多时候由研究生们报告自己的进展，并接受提问和展开讨论。

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有一种特殊的假期叫做sabbatical，或称study leave，即学术休假，为期半年或一年，在这段时间内，学者们离开本单位，到其它大学或者研究所去做研究。这是一种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的制度。Tanner和Phan-Thien的学术声望和澳洲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选择这个课题组作为他们的sabbatical之地。这些人带来一些新鲜的思路，也成为研究生们的良师益友。美国Delaware大学的Antony Beris教授，当时正在用pseudospectral finite difference (PSFC)方法研究粘弹性流体在波纹管里的流动阻力问题。我也正好在试用另外的数值方法求解同一问题，和他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还有来自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Alan Graham博士，当他结束在悉尼大学的Sabbatical的时候，我们成为一篇后来发表在Journal of Statistical Physics上的论文的合作者。

Roger喜欢从外专业招聘博士后。来自化学专业的博士后加强了结晶高聚物流变学的研究，来自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后把J-integral的思想用于研究粘弹性流动中的应力奇点(singularity)。这些做法，为研究生们营造了一个开放的、活跃的学术氛围。

完成了博士学位以后，我又在Tanner和Phan-Thien的课题组做了几年博士后的研究工作。1993年我离开悉尼大学前夕，正赶上Tanner教授60岁寿庆，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为他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Journal of Non-Newtonian Fluid Mechanics也为这次讨论会出了专辑。Roger在这次庆典上致答谢词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人生是刻在对数坐标轴上的。

我离开悉尼后，一直在墨尔本工作和生活，但和Tanner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保持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我们共同地完成了几个由国家基金和企业联合资助的工业和高校的合作研究课题，还一起申请专利和发表论文。

不久，Tanner教授当选伦敦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的会员，悉尼大学为他开庆祝会，我收到邀请涵，但时间和我的出差冲突，未能参加，只发了封贺信。后来有一次相逢，聊起此事，他告诉我，当选会员以后，他专程飞往伦敦签名，签名用的是羽毛笔，在同一本签名簿上，有艾萨克·牛顿的签名。从他的笑容中我窥到他童心不泯的一面，显然，把自己的签名和牛顿的签名留在同一本册子上这件事，让他象小孩子一样开心。Tanner教授后来当了三年悉尼大学副校长，然后就退休了。退休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加活跃的科研学术活动，我们的合作研究以及他个人的其它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仍然经常在会议上遇见他，在刊物上读到他的新文章。

提起文章，还有件事我想说的，就是Tanner教授写完文章后，常常会先征求他人──不是该论文的合作者──的意见后才投稿。如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这样做不足为奇，但一个著作等身、在学界已享有盛誉的人这样做，就不能不令人钦佩了。我也收到过几篇寄来征求我的意见的稿件。其中有一篇写于2004年，那时Tanner教授已退休六年，我离开悉尼大学也已经11年了。他把他的稿件的电子版本用Email寄给我，同时又打印一份通过邮政寄来。还附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文字不是用打字的而是手书的，信上说，他的稿件打算投给非牛顿流体力学杂志，但要在听取我的意见之后才投稿。这封信我保存着，每当我自己有些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时，想起它，就会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