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控制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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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已引起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和国内外能源界的极大关注。目前国家一直在贯彻单位GDP能耗5年降低20%的方针，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指标没有完成，即使完成也根本无法控制全国总消耗的增长。
在21世纪初，鼓舞人心的国家规划是到2020年GDP翻两番，能源需求翻一番，即从2000年我国总能耗15亿tce增长到2020年30亿 tce。言犹在耳，然而8年不到，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到2007年总能耗已达26.5亿tce，2008年至少为28.5亿tce，因为前两年的每年净增量都大于2.0亿tce。按此估计，2009年将超过30亿tce，2010年不会小于32.5亿tce。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这就是说，原来 2000~2020年的总能耗指标在2009年将被突破，提前11年。
目前只有关于能源强度每5年下降20%的指标要求（事实上，由于体制、政策、税收和其它经济杠杆不到位，这个指标也很难完成），而没有硬性的每年总能耗量的严格指标和相应的措施；同时在中央和各级地方追求GDP增长的强力驱动下，事实上，允许总能耗快速增长的这扇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如按这样的增长速度延续下去，在2015年总能耗量可能达50亿tce，2020年达70亿tce，将超过原来规划30亿tce的一倍多！这远远超过我国资源、环境生态所能承载的极限。美国是世界第一耗能大国，2006年的能耗总量为33.3亿tce，而我国将在2010年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耗能大国且增势不减。从而，且不说温室气体排放在世界上的巨大压力，从资源供应、环境容量、生态退化、能源安全来说，这个总量是我国这块土地无法承受的。
我们在本世纪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时规划的能耗总量是30亿tce，但现在能耗总量为60~70亿tce，且不得不以煤为主，这样从小康社会的目标来说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因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全体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活，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 2008年奥运会，北京的环境已如此艰难地满足要求，在将来能耗成倍增加情况下，全国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因此，除了原有的节能要求外，我国必须按照本国资源供应、环境容量、能源安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2020年和更长一些时间内，在考虑适当进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条件下每年可以消费的能源总量，把它作为“天花板”。然后，按年限定出每年能源消耗总量的硬性指标，并在仔细分析、调研的基础上，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进而要求各地区、各行业在分配到的总能耗量框架下，进行“逆向思维”，发展各自的特色，做各自的“文章”。
有人会说，总能耗量控制是否会妨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具有很大的减少空间，我国能源强度比先进国家大 3~5倍。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的耗能工业增长极其迅速，远比全国GDP增长快得多。2007年前3个季度，全国六大能耗行业的增长速度为22.6%，比全国GDP增长速度大一倍多。我国目前GDP总量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5%，却消耗全世界30%的钢铁，47%的水泥，40%左右的铝。对比其它发展迅速且人口相对众多的国家，难道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国家一再采取措施限制耗能产业，但这些产业这几年来仍“涨势”不减。其根源是有巨大的需求，加上银行、证券出自本身的利益，对这种需求不断进行助推。
这些需求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持续高速发展（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7平米，世界平均为33平米，房屋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其居住的功能而成为投资的东西），规模极为巨大的城市建设（都以所谓的“与国际接轨”、“50年不落伍”等来要求，很多城市盲目地模仿CBD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港口，桥梁，8~10车道的世纪大道等），这些项目推动对电力、钢铁、水泥、铝、玻璃等耗能工业产品的需求，又成为电力、钢铁、水泥、电解铝（2006~2007年我国电解铝增量为24%以上）等耗能工业新上大项目的巨大动力（因为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进而又成为地方政府收入、GDP增长、官员业绩、向上升迁的推力。这样形成了一个不可抑制的全国总能耗快速增长的“恶性”循环，或是一个循环促进的“正反馈”机制。
GDP增长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问题是GDP增长的内涵。若是我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开发有自主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进而在国际市场上提升核心竞争力等，那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惜的是，这几年的现实不是如此，而主流却是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正反馈”机制，因为这样来取得 GDP增长相对比较容易。不管国家如何号召、指导，最终还是无法贯彻，下面实施是另一回事。
坚决执行总量控制，严防死守，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就有可能把目前这种增长模式加以抑制，迫使各级领导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规划发展（在开始时候可能对GDP有影响），制定政策，改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首先垂范，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层层带头。
节选自倪维斗《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全文发表于《科技日报》 2007年1月25日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74251-282028.html
上一篇：因地制宜，因应用制宜，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下一篇：煤基醇醚燃料的应用和车用动力
在21世纪初，鼓舞人心的国家规划是到2020年GDP翻两番，能源需求翻一番，即从2000年我国总能耗15亿tce增长到2020年30亿 tce。言犹在耳，然而8年不到，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到2007年总能耗已达26.5亿tce，2008年至少为28.5亿tce，因为前两年的每年净增量都大于2.0亿tce。按此估计，2009年将超过30亿tce，2010年不会小于32.5亿tce。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这就是说，原来 2000~2020年的总能耗指标在2009年将被突破，提前11年。
目前只有关于能源强度每5年下降20%的指标要求（事实上，由于体制、政策、税收和其它经济杠杆不到位，这个指标也很难完成），而没有硬性的每年总能耗量的严格指标和相应的措施；同时在中央和各级地方追求GDP增长的强力驱动下，事实上，允许总能耗快速增长的这扇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如按这样的增长速度延续下去，在2015年总能耗量可能达50亿tce，2020年达70亿tce，将超过原来规划30亿tce的一倍多！这远远超过我国资源、环境生态所能承载的极限。美国是世界第一耗能大国，2006年的能耗总量为33.3亿tce，而我国将在2010年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耗能大国且增势不减。从而，且不说温室气体排放在世界上的巨大压力，从资源供应、环境容量、生态退化、能源安全来说，这个总量是我国这块土地无法承受的。
我们在本世纪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时规划的能耗总量是30亿tce，但现在能耗总量为60~70亿tce，且不得不以煤为主，这样从小康社会的目标来说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因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全体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活，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 2008年奥运会，北京的环境已如此艰难地满足要求，在将来能耗成倍增加情况下，全国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因此，除了原有的节能要求外，我国必须按照本国资源供应、环境容量、能源安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2020年和更长一些时间内，在考虑适当进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条件下每年可以消费的能源总量，把它作为“天花板”。然后，按年限定出每年能源消耗总量的硬性指标，并在仔细分析、调研的基础上，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进而要求各地区、各行业在分配到的总能耗量框架下，进行“逆向思维”，发展各自的特色，做各自的“文章”。
有人会说，总能耗量控制是否会妨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具有很大的减少空间，我国能源强度比先进国家大 3~5倍。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的耗能工业增长极其迅速，远比全国GDP增长快得多。2007年前3个季度，全国六大能耗行业的增长速度为22.6%，比全国GDP增长速度大一倍多。我国目前GDP总量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5%，却消耗全世界30%的钢铁，47%的水泥，40%左右的铝。对比其它发展迅速且人口相对众多的国家，难道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国家一再采取措施限制耗能产业，但这些产业这几年来仍“涨势”不减。其根源是有巨大的需求，加上银行、证券出自本身的利益，对这种需求不断进行助推。
这些需求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持续高速发展（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7平米，世界平均为33平米，房屋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其居住的功能而成为投资的东西），规模极为巨大的城市建设（都以所谓的“与国际接轨”、“50年不落伍”等来要求，很多城市盲目地模仿CBD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港口，桥梁，8~10车道的世纪大道等），这些项目推动对电力、钢铁、水泥、铝、玻璃等耗能工业产品的需求，又成为电力、钢铁、水泥、电解铝（2006~2007年我国电解铝增量为24%以上）等耗能工业新上大项目的巨大动力（因为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进而又成为地方政府收入、GDP增长、官员业绩、向上升迁的推力。这样形成了一个不可抑制的全国总能耗快速增长的“恶性”循环，或是一个循环促进的“正反馈”机制。
GDP增长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问题是GDP增长的内涵。若是我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开发有自主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进而在国际市场上提升核心竞争力等，那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惜的是，这几年的现实不是如此，而主流却是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正反馈”机制，因为这样来取得 GDP增长相对比较容易。不管国家如何号召、指导，最终还是无法贯彻，下面实施是另一回事。
坚决执行总量控制，严防死守，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就有可能把目前这种增长模式加以抑制，迫使各级领导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规划发展（在开始时候可能对GDP有影响），制定政策，改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首先垂范，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层层带头。
节选自倪维斗《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全文发表于《科技日报》 200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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