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的使用,至少在对人的使用方面,洋人的管理要强于国人的。 这其中的原因应该去深思。应该说对这样的问题,国人的见识还很差,因为落后的缘故。同样,对转基因研究的体系的建设、规范的思考,也弱于洋人的。这就好比是在没有
P4实验室的条件下要做某些高风险的实验一样,是一种比较可怕的事态。这是说
人们的心态问题,既不是研究,也不是大规模使用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也是人的心态问题。所谓
反转派往往不是说反对研究工作,而是反对“转基因”在课题申请书上写成
研究意义的那一部分思考。换言之,就是反对实用化。为什么“转基因”的人们要说实用化的问题呢?还是在于
用(市场)利益来诱导对科研的投入这种思维模式。因为这个档次的研究就是以用为立足点的,所以否定了应用的可能性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类研究的存在意义。
妥协点在哪里?有个说法是不冒风险就赚不来钱,冒高风险才有高利益。这样想法,只要还是人,大约就无法放弃。尤其是对于落后者,如果想要超越先行者,冒险是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另一类可能性是“转基因”的人不要说那么多的“有用”的意义,给钱的人也能给出比较充足的经费。而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反转派”的人多些宽容。因为反转派的人多是不做实事儿的人,他们不大知道做实事儿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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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