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June 14, 2006 10:04PM

我的中小学10年，恰好于文化大革命10年重合。我们的知识装备可想而知。积压10年的各届中学毕业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加77 级高考，我居然命中，除了运气，那也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大家的荒废学业都是彼此彼此。

记得初三上学期听过藏族翻身农奴巴桑（后来成为藏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很长的血泪报告，控诉解放前西藏奴隶制度的罪恶：提到活剥人皮、挖眼珠等酷刑，听得毛骨悚然。 那是当年最成功阶级教育课了，全班同学无不心痛如绞，满腔仇恨。甚至平时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都被感动了，同仇敌忾。

小学4-5年级时因为对革命样榜戏倒背如流，被招进宣传队。不过，大概由于长得不够周正，只闹了个在《红灯记》里面跑龙套的丑角（鬼子甲）。当时，暗恋演李奶奶的那位多才多艺的女生，不敢明说。

文革初期，我们兄妹三每天在哥哥带领下，在宝书台前，早请示，晚汇报，煞有介事，坚持了很久。

后来，学校越来越混乱。教室一有玻璃就打破，冬天只好用薄膜挡风。

最风光的时候是“资产阶级路线回潮”那阵（初一、初二），学习风气很好，我们学习好的特别吃香，作为科代表，受到老师委托，在早自习课上上讲台当小老师，带领全班做习题，培养了应对场合的自信。写过一篇《记采茶劳动》，被作为范文在同年级其他班级推荐，特别得意。

初三下学期，形势转左，后来高中两年，文化课形同虚设，学农、学工、学军占了一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