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可以有个“正义”的护身符，“打假”有些容易“成瘾”药物作用。痛恨作假的“道理”不尽相同。有的是直接地、单纯地恨“假”，有的是恨作假的人，有的恨“假”是因为它后边各种罪恶。有的是这三者的混成。 

　　能看到“假”背后的罪恶的并不多。往妓女身上吐吐沫的人，往往是为了急于表达自己的“清白”，而对这个社会现象根本不理解。N年前在北京开世界妇女大会。有一批“妓女”也要参加。家母一代人就很不理解，以为跟“妓女”们参加同一个大会是失了“身份”。交朋友，当然要交不往妓女身上吐吐沫的人。 

　　“迷信”老老年就有，人们对此有些“免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着“科学”和“革命”旗号的。因为这些名堂毕竟是“新生”的，人们一般不具备“免疫力”。凡是讲“爱国”、讲“科学”、讲“革命”的，一般都不可靠。往妓女身上吐吐沫的往往就是这类人。 

　　言归正传，回到癌症上来。客观地看，对癌症，近代医学（科学）还是无能为力。当然，有人会来否认这个主张。但是，还是请放弃这个“辩护”的念头为妙。当您能找出N个理由为其辩护的时候，镜某可以找出N＋１个理由否定您辩护的理由。这个辩论老老年美国的国会里已经有过论战，胜负已经有了结论了。对癌症有没有办法不能光听医生的“一面之词”。这是个大背景，也是普通人最软弱的地方。 

　　要有个“理论武装”：医生的确是给“我”治病。但是，是“我”花钱来“雇”医生给“我”治病。“我”是主体。要象小金对付老美那样，牢牢把握住“主体思想”。 

　　医生的紧箍咒，就是《赫尔辛基宣言》。不必言及纳粹、７３１部队，这个宣言的存在本身，“证明”了医生这个团体既是很“高贵”，同时又是很“卑鄙”的一个团体。而魏恰恰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而且还是中国的。 

　　功名这个东西很诱人。基础医学再牛，治不了病也白搭。这一点，魏院士、肖候补院士比任何人都要明白，临床医比搞基础医学的人“横”也是个旁证。“别人不行我不行”的命题属于“自明”的题目。而要证明“别人不行独我行”的命题就有难度、就有风险了。作这个“证明”的人，有天才的、有好运的，更多的是单纯“大胆”的人。限制这个“大胆”的规矩，就是《赫尔辛基宣言》。 

　　肖的手术问题，当然就面临着这个《赫尔辛基宣言》的规范。所谓“医德”，不是讲如何“学雷锋”，而是讲按照《赫尔辛基宣言》的规范去做了。如果医学界讲要“医德”的代价，镜某以为可以给个合理的代价。但是要刷掉一部分不合格的医生。这也会因为医生数量的减少，给百姓看病带来不便。 

　　魏的问题是因为魏的“出现”增加了癌症的床位。也就是讲，不论魏的方法有效与否，“广告效应”都存在，增床位的“投资”决不会亏本的。因为从“引进”魏的时候，这个小九九医院都已算好了。 

　　正如《赫尔辛基宣言》里讲到的，医生有权利对不治之症实行各种尝试性的治疗。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不可能不去“尝试”。问题是施术的手续和“尝试”费用的负担，“尝试”是为了患者而不是医生。不能否定世界上有被人卖了还替人家点票子的人。也不能否认，替人家点票子的人里面就有魏大夫的癌症患者。 

　　如果仅仅是基础医学，老鼠的问题还可以认为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而从宣传材料上看，问题涉及到临床、还有不切合实际效果的癌症治疗的宣传。真要较真，问题很可能就要发展到刑事犯罪上。而且不仅仅是个人的犯罪，还是个组织犯罪、一个与“黑社会”并列的“白大褂社会”的犯罪。 

　　一讲“科学”，人们就要拿物理来说事儿。尤其是“麦子”的同伙和“科普派”都有这个毛病。还是回到医科学的现场上来，“反科学”也是回到这个现场上来才能反得有力。如果讲中世纪的黑死病使宗教统治崩溃了的话，考察今天的癌症和癌症等“不治之症”的医疗现场，足以让“反科学”派敌手的“科学派”的主张土崩瓦解。 

　　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确”与否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一个课题、问题如何“决策”。比如癌症，患者如何决策，医生如何决策，患者家属如何办，医疗行政、医疗保险又如何对策。这个答案不可能是一个。如果“麦子”们的学术理论不能应用在癌症治疗的“现场”上的话，那就是个“虚”学术了。 

　　不知道黑洞、不做这个“科普”也死不了人。而不做《赫尔辛基宣言》的“传播”，很可能就是人死了都不知道“冤”。这是讲“科学”。回到教育上，问题往往不是在掌握知识的多寡上，而往往是不会、不善于做“判断”。 

　　上边讲“麦子”们最近出了本书，值得称赞。但是还是要用些日常的、身边的事例。对大众讲明白：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作判断，所谓的“科学”在不同的条件下又是如何作判断的。 

　　所谓对魏的学术调查，不过是个葫芦僧断葫芦案。这是因为这个学科的学术特点决定的，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们知道癌症研究、治疗的现状，知道患者自身的权益，就是最大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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