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小学生负担重，因此有很多“有识之士”吆喝着减负担。都说不发达地区困难，因此也有很多“有钱之士”搞慈善，很多“无钱志士”吆喝着政府拨款“扶贫”。对于这样的“正方意见”一般比较难以“反驳”。 

据说镜某有很多“名言”，其中一个就是能拿钱搞定的都不是问题。所谓的“不差钱儿”。问题是减少中小学生的负担后是不是要多余出来一些时间来？这个“多余”出来的时间如何利用？提案者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减轻负担就是句空话。同样说“扶贫”，扶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何要永远对一个地区、一个人群做下去，是否意味着做不做都一样呢？如何能让那些人“脱贫”呢？显然后者才是本质性的问题。 

有个名言叫做“恶法也是法”。与此对应的说法就是“不成熟的提案也是提案”（ [www.sciencenet.cn]）。作为这个说法的进一步引申，就有“如果每一个科学家都因为害怕自己的论文是错误的而不去发表，那么就绝对没有科学的今天”的说法了。如果在“发挥”一下，如果每一个工程师都因为害怕自己的设计错误而不作创新设计，那么就绝对没有今天各种建筑了“。显然这个”发挥“有些大劲儿了。论文出个错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而工程设计就大不一样了。对个人而言，甚至有可能进大狱。 

孔子讲就个“德”字。什么就是德了呢？做研究要来钱但自己不花钱就是“德”了。挣了钱给老婆的男人无疑是“德”的实践者。由此可以推出另几个“大德”：有提案权的人不轻易提、有权的人不轻易使。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也有一个“提案”的戏：杨立仁要在监狱里的瞿霞“提案”。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微妙：一样的事情，说的人不同效果也不一样。 

能认识到“电子的自旋是个重要概念”，王老师很是脱俗了。但是发现自旋的那个“故事”不可当真。因为当年Pauli恐怕连学位都没有拿到，不可能对别人的论文去指手划脚，此乃第一。第二，很多发现是要由实验的人完成的，电子自旋的发现也是如此。搞理论的人最多不过是“模型”的贡献。 

回到中小学生减负担的题目上，必须要有两个侧面的观点才可以达成目的。第一是分析负担的结构，第二是要“重新占领”减下来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的东西教两个月，这不是减负担，是磨洋工。行政可以管理的不过是学校教育——最多一周40个小时。这是劳动法规定的教师的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如何支配？教育部就管不着啦。“搞活经济”就要诞生各种挣钱的工作，而“教育产业”正是合拍。这样的事情连“城管”都管不到，教育部就更没有办法了。 

可见放孩子们回家是无法减负担的。唯一的法子就是住校，让孩子们“运动”。这个法子是英国人的“发明”。但是这个办法需要很高的费用，一般家庭负担不起。 

那么什么是可行的法子呢？只要让孩子们不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事情，就是减负担了。沿着这样的思路，才能得到减负担效果。也就是说，不要机械地、片面地思考“减负担”的问题。有道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样作也是“减负担”呢。 

让中小学校长“看西洋景”提案的意义在于“创新”。“创新”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要钱、用钱。科学院不就是这样的成功事例么？也许再过若干年，国人的官僚们就要考虑如何从百姓那里直接要钱了。就是“国民党税多”的模式了。争取公民的权利固然很好。但是同时要准备好接受各种捐税的单字了。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