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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治理模式困境 精选

已有 6703 次阅读 2013-11-11 09:45 |个人分类:大学边界与治理|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中国大学 治理模式 治理困境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演进关注之二

题记:伴随着以下法律的实施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修改建议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年实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2012年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2012年文件)、《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实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修订),中国校进入了一个相对法制化的时期,这也标志着中国大学治理模式逐渐成形。通过学习以上“规定”,有了一些感悟,拿出来与博友交流,希望得到批评与建议。

 

任何大学治理模式都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大学治理模式也难免有其局限性。目前大学的各种问题,似乎都预示着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目前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的政府化官僚化问题

目前中国大学最为人们诟病的是大学的类政府化和官僚化问题。如今中国大学已经俨然是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是政府下属的一个机关,处处体现着政府化、官僚化的特征。大学注重文件的制定;重视官僚的级差;重视官僚化的形式;重视层层控制,等等。现今的大学都有庄严的大门,标志化的建筑,奢华的行政设施,规范的行政化运作,所有这些无一不体现政府化、官僚化的特征。但大学终归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性组织,是由学者、学生、学科等组成的学术社区,大学有自身独特的学术发展规律,以政府化、官僚化的模式治理大学,不利于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术发展。

政府化官僚化的大学,培养了领导的专断与独行,牺牲了学者和学生的进取动力。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治理重心严重上移,大学成为校长的大学,而不是教师和教授的大学,也不是学院的大学。而办大学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学院强则大学强,教授强则大学强。可以说,大学二级学院自主权小,发展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大学权力严重畸形发展,行政权力包办一切,教师的学术权力、学生的学习权力受到严重侵蚀。学术问题用行政化思维去解决、去治理,是中国大学目前治理模式的一大困境。

第二,大学交易成本高的问题

官僚化组织的特征按照韦伯的理想范型应该是一个效率的治理结构。按韦伯的解释,官僚组织是由一多个社会群体组成起来的机构,这个机构有明确的目标,有高效的相互协作,依确定的理性的原则进行工作。在官僚机构中,制约人们行为的是由法律程序确立的原则和规定,而不是传统式、家庭忠诚式和魄力人格的领导。在韦伯看来,官僚组织的领导是依能力选拔的,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并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权力范围,因之,官僚组织的领导既可以高效工作,又不会滥用权力。

但官僚组织的理想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中国具有重视人情,轻视法理的文化,中国人行为背后更为主要的指导原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关系”是比法律更为重要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大的威权。如此,本应按照一定法理原则行事的组织,却溶入了人情关系的要素,使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显著提升。这其中既有同级的交易成本,也有上下级的交易成本。同级之间最为主要的交易成本是书记校长协调成本。当书记、校长“关系”处理较好时,二人的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大学治理结构易于发挥治理结构优势,但当二人关系处理不当时,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大,大学治理则显得十分无效率。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学中可以说并不鲜见。上下级之间虽然有法律上的原则要求,但真正发挥效力的也往往是人情。当上下级之间“关系”不畅时,交易成本也会上升,大学运行效率也会降低。

第三,利益者治理权力缺失问题

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l1年之久的罗索夫斯基在其著作《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大学的“拥有者”概念。并认为大学“拥有者”是指与大学有利害关系的人或群体,即通常意义上的大学利益相关者。罗索夫斯基根据利益相关者与大学之间的关联程度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最重要群体、重要群体、部分拥有者和次要群体四个层次。最重要群体包括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使命正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大学教师无疑是大学最重要群体之一。同时,在美国大学中,行政主管实际上控制着大学。“在美国,有许多的董事长、总校校长、教务长、院长、校长、副校长等等,在控制着他们的私人领地。”还有,学生也属于最重要的群体,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1]鲍德里奇等人也认为大学是与人打交道的机构,人既是生产过程的“原材料”,也是生产过程的“产品”,所以学生(“客户”)对决策过程有很大影响。[2]重要群体包括董事、校友和捐赠者。因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声誉。”“部分拥有者”是指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只有当政府提供经费资助并制定规章制度和评审学术活动时,就产生了与大学之间的利害关系,因而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次要群体包括市民、社区、媒体等。[3]

利益相关者理论至少告诉我们,大学科学发展,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即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应该有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参与,则存在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是大学联系社会的桥梁,没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也就意味着大学对某些外部资源的忽视。另一方面,大学也需要外部相关者的监督。没有外部监督,大学同样不能科学发展。在中国大学中,治理结构中利益相关者缺失现象严重。作为大学最重要群体的教师和学生,在治理结构中基本无声无息;大学与社会、企业、市场联系十分脆弱,大学既不能及时反应社会、企业、市场诉求,也不能接受社会、企业和市场的建议和监督。事实上,在大学治理方面,社会、企业和市场基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1] 享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56

[2] 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3] 享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3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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