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分析之一：分析框架篇

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研究认为：如果定义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全世界科学总数的百分比超过25%为科学兴隆期的话，那么科学兴隆期按以下顺序转移：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10年－1920年）、美国（1920年——现在），各国科学的兴隆期大约为80年。[1]科学史界称为“汤浅规律”。中国学者查有梁借用了汤浅的研究结果和研究思路，根据《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介绍的76位外国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出生和成长国度，得到了如下定义:“一个国家在教育史上出现的世界公认的著名教育家相对为最多的时期，叫做教育发达时期”。借用汤浅光朝的研究思路，经过统计分析，发现近现代世界范围的教育发达期也在转移，其转移顺序为: 意大利(1430- 1620年)、英国(1631- 1706年)、法国 (1764 - 1824 年 )、德国 (1776 - 1906 年 )、美国(1889- ×年)。[2]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发现，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教育中心的转移息息相关。教育中心特别是一流大学数量直接决定了科学中心的迁移。分析这些科学中心迁移中的一流大学迁移情况，可以发现大学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这些要素可以成为分析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框架要素。研究发现，大学中心的形成与迁移受制于以下五个要素，因之，这五个要素可以成为分析大学是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

要素一：环境

科学中心迁移中影响大学发展最主要的要素是大学内外环境。环境也因之成为大学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的要素。英国高等教育学者阿什比（Eric Ashby）在其著名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象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3]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他的著作《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提出：“现代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为什么能够存在呢?历史是一答案，同周围社会环境的一致是另一个答案。”[4]在科学中心的五次迁移中，环境特别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成为大学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中世纪意大利的政通人和，特别是文艺复兴，给意大利大学发展创造了条件。17世纪英国“无形学会”的诞生和发展，使科学实验依靠社会革命所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他们高扬理性、批判神权，提倡科学和民主，大兴科学实验，为法国大学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1807年，普鲁士虽然战败，但举国兴办大学的热情，使柏林大学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大学的翘楚。19世纪末美国教育革命，特别是莫里尔法案则为美国大学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Anthony Grafton所说：“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对研究强有力的支持，有助于伟大科研机构的诞生。”[5]

当然，这里虽然是笼通说了大学需要的外部环境，但细分的话，则可以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科学环境、制度环境等。这些环境要素对大学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这些要素支持大学按大学自身的规律可持续发展。

在外部环境的氛围中，大学的内部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这些内部的环境包括学术自由的氛围、追求真理卓越的氛围等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要素二：人

在大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学中心的转移是与大师的转移相对应的。决定大学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这里的“人”是一个个大学群体的集合。包括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服务群体、以知名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研究群体等。影响大学声誉的关键在于大师和大校长。大师决定着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学术地位；大校长则可以带领全校人员走持续发展之路。一所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必须有一批各学科的知名带头人，他们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有国际视野，并能预知科研方向。大校长则可以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学校的发展方向，并给学术人员以宽松的学术环境。当然，这其中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性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边界性质，是恒量一个学校“人”的因素是否给力的关键。当一个大学学术权力高于行政权力，行政人员具有为学术人员服务的意识时，这个大学人的积极性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

要素三：投入

虽然办大学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钱”，但办大学最需要的却是钱。没有钱，就不会聘到大师级人才；没有钱，就没有好的实验设备和实验环境。在此意义上讲，办大学绝对不能没有钱。大学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实力，钱是关键因素之一。一个大学只有获得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投入，大学才能持续发展。投入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大学中心的迁移过程中，大学获得的投入直接决定着大学的持续发展能力。目前，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在美国，美国是当今毫无争议的大学中心。美国一流大学获得的投入也可以说是最多的。像哈佛、耶鲁等大学均可以用富可敌国可比喻。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总体预算是44亿美元，3-4倍于我国的清华大学，但是其新生班的规模仍保持在1750人左右。

要素三：制度

组织发展靠制度，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大学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德国大学中心形成和美国大学中心形成中制度所起的作用。德国大学中心的形成，被普遍认为是制度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大学组织制度、学科组织制度、教师发展制度等。美国大学取代德国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制度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德国洪堡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源头，但美国大学制度更适应目前知识时代大科学的发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成为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目前来看，这种制度在大学内部鼓励学术自由、学术竞争、支持面向社会、面向企业、面向市场；在大学外部鼓励大学之间合法竞争、错位发展。

要素五：时间

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有着较长历史的大学。虽然有些大学在短期内有可能获得大的发展，如香港科技大学、英国沃里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但总体来讲，时间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学只有经历长期的发展，大学才能形成特色的大学文化，特色的大学文化反过来又促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大学中心的形成期大致在60年左右，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大学不能急功近利，可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大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把政府机构的做法引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