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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职业化起航：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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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学出了两位“新星”校长。一是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他在去年10月宣布，在校长任期内，将做到“两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新带研究生！二是北京师范大学董奇，他在今年7月上任后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将做到“四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
对此举，赞扬者有之，但反对者也不少。赞扬者的理由很多，但反对者的理由也不少。 “‘985’大学，校长不带头搞科研，怎么能这样？”“不搞业务的校长会是好校长？”但我认为，大学校长的“两个不”或“四个不”，代表着中国大学职业化的开始，这也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一种无奈选择。
大学校长，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毫无疑问应该做科研，教学生，甚至为本科生上课。这在国际上也是成例，国际上知名大学校长完全做到“两个不”或“四个不”的并不多。目前见之报端的更多的是耶鲁的莱文，他在任内没有带研究生，只出了一本书，叫《大学工作》。德国一些大学也规定大学校长任内不得进行教学与科研，但更多的大学，则允许校长做一些教学与科研。为何国际上可行的事，在中国成了问题，且要校长高调来宣布呢？好像校长做了一件壮举，成为一个大学英雄？
这里面的问题是大学的行政化在作怪。在目前的大学中，大学行政权力无边界、无限制、无节制。行政权力大于一切，官大学问大。只要查下中国大学现任领导的业绩，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业绩卓著”！有些在任内发表了一堆论文，一批著作，获得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奖励，甚至获得院士称号。而问题是，中国大学领导根本没有时间做研究。即便是没有宣布“两个不”“四个不”的校长，其在教学和科研上用的功夫也是少得可怜。同样，这是中国大学官僚化的一个怪胎。中国大学校长、书记有开不完的会，应付不完的饭局，应接不暇的评估与检查，他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做科研呢？其成果，无疑是其官员身份带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反对大学领导者兼做教学与科研工作，与教师抢资源。所以当出现大学校长宣布“两个不”和“四个不”时，人们普遍持欢迎态度，把他们当成大学英雄。
但问题是，这能治本吗？一个校长可以自我约束，其它行政权力可以得到约束吗？大学校长没有了学术性工作，其精力会不会更多地放在“公关”和“协调”上？如果全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均上行下效，大学科研还有谁来引领？
我从来不反对大学校长职业化，而且积极主张大学校长职业化。因为，随着大学进入社会的轴心位置，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国，更是如此。社会迫切需要大学对社会做出积极的应对，大学应该引领社会，引领企业，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方面。与此相伴的是，随着大学与社会的紧密程度的提高，大学与社会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也就越来越多，大学不得不由专业人士来管理、来带领、来协调。正是在这个意义，有学者主张，当今的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企业家、管理者、教育家的集合体，大学校长更多地应该把精力放在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上，放在资金筹集和人才引进上，而不是放在教学与科研上。
但我要说的是，大学校长承诺“两个不”“四个不”标志着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开始，但这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行动。中国大学的发展，更需要的是一种大学求真的文化与环境。大学校长仅仅承诺“两不”或“四不”是不够的，大学校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想想如何限制大学行政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制定相关制度，培育相应文化，为大学创造学术至上，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环境与氛围。
高校去行政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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