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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不是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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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3月开始筹建，8月成立“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1987年9月筹委会接受校长遴选委员会建议，于1988年委任吴家玮为第一任校长。1991年10月首批700余名学生到校，由于首期校舍未完全落成，学生只能在九龙尖沙咀的临时校舍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100余名。香港科技大学首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1992年1月和1994年落成。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模版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政府希望通过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科大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09年6月经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的朱清时被任命为创校校长，2011年3月首批45名学生到校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20名左右。南方科技大学计划2012年9月建成新校区。
由此，可以看出两校的诸多相似点：政府全力筹建；校长公开遴选；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个筹建5年后招生开学，一个筹建4年后招生开学；在筹建时期都广受争议：香港科大曾因预算严重超支、设备豪华等而广受争议。南科大则因期“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失败”等而面临巨大的诘难。但两者的不同点却是远远大于相同点的，或许正是其中的不同点，使朱清时的合作筹建顾问班子撤离，使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广受质疑。也正是这种不同点，使南方科大永远模仿不了香港科技大学，更成不了香港科技大学。
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
筹建香港第三所大学，是香港行政局和香港社会的共同愿望，得到社会的积极影响和热切支持。这可以从其筹备委员会人员组成和社会积极捐款两个方面得到印证。筹备委员会既有资深议员、政府司长，也有海外教育界、本港教育界社会名流。在筹备委员会后成立3个月后，香港赛马会即捐出港币19亿作为校园建设资金。在筹备委员会公开征求校名时，社会积极建议，建议名称超过百个。在深圳建设第二所大学，也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支持背后的动因更是天壤之别。当然，最大的不同是在这种热切的期盼中，香港政府却表现出高度的“靠边站”。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干预几近于零。[1]也正是这种政府的“无为”成就了香港科技大学美好的今天。反观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政府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作用却是巨大的，也是自始至终的。从校长遴选，到校园建设，甚至到仪器购置，学生不参加高考，都能看到政府“作为”的影子。特别要命的是，除了特区政府的“作为”外，还有教育部的“大有作为”：三年不批准其筹建；同意自主招生后要强行要求参加高考！可以说，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付出的心血绝比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付出的多得多，但这些多付出心血，可能恰恰是吴家玮校长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他没有遇到过的。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教授共同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着实有点“不合国情”，也是对朱清时校长的不仗义。我认为朱清时的不合常规出牌，并不是朱校长不懂教育规律，而是他面对“黄灯”情境的一个“急招”。
内部治理结构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时，其法规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可以完全“量身自制，适时宜人”。初创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借鉴的是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法规，同时也加上了香港创立科大的背景、环境、文化和经济条件。于是乎，一套一套量身订制的法规出笼了，适于科大的宗旨，合于科大操作，又在世界主流大学范畴之内。[2]如果把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最大秘诀作一个归结，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条：政府无为、国际视野、教授治校。政府无为，讲得是政府不干预大学的办学；国际视野则要求香港科技大学要无论是在校园建设，还是在学术规划、学科规划、人才培养、教师聘任等方面，都要有大手笔，在站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去思考、规划和落实这些事情；教授治校则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话语权、建议权、决策权，同时教授也要有压力、有动力、有激情。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建设模版，当然知道南方科技大学成功的秘诀。所以朱校长一上任就说，他要在南方科技大学搞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他要“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应该说，他说这些时，绝对不只是为了炒作。但实践给他老人家上了一课：去行政化的行程中，政府高调给他公选两位“正局级”副校长（政府应该是答应过他副校长由他提名的）；“教授治校”被演化为不疼不痒的“教授治学”，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几近“罢设”；“自主招生”千呼万唤才出来，却被认为是“不合法”，要求已被录取的学生去高考（实际上如果学生在南方科技大学参加高考同样有违法之嫌：异地高考！）老人家难呀！
资金条件不同
有钱不一定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足够的钱是一定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筹备时，可谓资金充足。建校资金一说是20亿美元，一说是500亿港元，吴家玮校长说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其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认为，创建香港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3]在1988年到1993年创校之初的5年中，香港科技大学人员工资加了一倍，到1998年，其人员薪俸是1988年2.7倍。正是其诱人的报酬，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教师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反观南方科技大学，则没有这么幸运。虽然网上爆传南科大教师拿着7位数的钱、学生吃的是“八菜一汤”，但朱校长手里的筹建机动经费却只有区区的1000万元，其它方面需要钱，得找有关部门申请。将于7月1日实施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也没有给予朱校长多少用人的财政权。他的财务预算要经市政府批准，南科大教师工资要“参照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市场薪酬水平状况，合理确定”。可以设像，南科大决不会出现像香港科技大学在聘人方面的财大气粗，也绝不会形成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吸引力。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南方科技大学建设一支世界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目标或难以实现。
由以上三点不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不管是谁当这个校长，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南方科技大学还是应该顺应环境需求，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慢慢来。用吴家玮校长的话来说，就是惟“一步一步去做”。
[1]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3.
[2]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4.
[3]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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