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于2010-12-30对外郑重宣布该校将制定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宪法——《大学章程》后，有关复旦大学章程制定的细节逐渐被披露出来。核心的有：所有的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都可以随时就某些与学校发展相关的问题，质询校长或者副校长；限制校长和其他党政领导的职权，实现学术独立，等等。听着十分诱人。但好景不长，2011-01-19，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文章把人们的信心和希望又给彻底地打碎了。该文称“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对于校长一直酝酿的‘学术为魂’的大学章程,行政人员认为‘不靠谱’”。[1]为何一个符合大学发展规律，得到国人特别是大学人认可的大学章程“遇阻”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其一，法律支撑缺失，大学章程制定没有根基

    大学章程被称为是大学的宪法，它上承国家法律法规、省规省纪，下启大学内部治理制度，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治校总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第四十条对大学章程建设的规定是：“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这里所说的“依法”之中最为主要的“法”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该法第28、29条对大学章程的制定、修改、效力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第28条规定，大学章程应该包括的内容之一是“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第29条规定之一是“章程的修改，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核准”。从这两点来看，大学章程至少要调整两种关系，即大学内部关系和大学与外部组织关系。对内部关系大学章程尚可以勉强制定调整“大法”（实际上很多也难以制定），外部关系则完全与法无据。比如，大学何以能规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完全是天方夜谈。大学也无法规定大学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如与企业的关系等。大学甚至不能规定自己的治理结构、规模等。所有这些说明，在目前国家法律框架内，大学章程制定基本上属于大学自身的“自娱自乐”。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必须由权力机关去规定。这也就是说，大学章程不可能由大学独立制定，或者说不能由大学自行通过，它必须得到相应权力机关的认可和批准。

    其二，外部生态缺失，大学章程制定缺乏外部环境支撑

    大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不可能独立运行于社会系统之外，它和其它社会组织，政府、企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社会行政化运行时，当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项目，用行政手段决定大学利益时，大学如何实行去行政化。恰恰相反，大学在此种情况下必须行政化，必须与政府同形同构，否则就不会为政府社会所容。如果大学没有与政府部门对应的机构，大学将一天也不可能生存。而只要大学有这些部门，大学也就一定会是行政权力超越学术权力。这些掌握实权的行政官员必为自己和自己的好友谋利益，这是人的本性使然。由是观之，在政府管理大学的模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大学想洁身自好、学术独立，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其三，大学精神缺失，大学章程制定缺乏内部环境支撑

    26所试点制定大学章程的大学是由政府强力推动的，但执行者是大学的官员，或是说大学章程的制定者、方案起草者主要是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大学领导和中层领导者。大学领导和中层领导者是现行大学运行机制的受益者，让人自己割自己的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都有点难。从另一角度上，我国大学经过多年的行政化运行，大学行政官员已经完全官员化了，没有了基本的大学精神。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大学没有一所是按大学规律运行的，都是按行政机构运行的，包括被人奉为传奇和神话的南方科技大学。让行政人员自己出让权力，就算一个人同意，整体上也不会通过。这就是有些人说复旦大学“大学章程”“不靠谱”的原因。行政化思维、行政化运行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此等条件下制定“学术独立”、“学术为魂”的大学章程，在大学内部也基本上是没有环境支持。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以上三种缺失存在的情况下，26所大学大学章程的制定将只是一个传说，它必以失败而告终。即便制定出26个大学章程，也可以断定的是这些章程只可能是“纸上谈兵”、“自娱自乐”，它们均不会实现大学章程制定时预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