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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成就被称为中国大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在建校不到40年、独立办学不到9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世界大学史上的奇迹:培养了8000学生,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人物。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位是联大校友;2000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位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本土培养的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学者易社强以“中帮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盛赞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的成就。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三个核心要素铸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一、一个好的校长
西南联大成功的至大法宝就是有一个好的校长,这个校长即是梅贻琦。内迁的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但张、蒋两位校长一是为了给年轻的梅创造独立工作条件,二是两位均在重庆另有职务,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有两大突出贡献,这两大突出贡献为成就西南联大的辉煌打下了坚守基础。
第一,不揽权,实行“教授治校”。
梅贻琦认为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人,大学必
第二,重学术,践行“兼容并包”。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
二、一支视学术为生命的教授队伍
西南大学有一支令人
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争论,既需要有校长的科学领导,也需要教授个人的人格品质和素养。在领导方面,三位校长都秉持大局,以团结为总,都抱有宁可自己学校吃亏的思想。在教授方面,也充分体现了教授个人的学术追求、良好素养和高尚人格。首先,三校教授不求当官。三校合并后,没有一位系主任、院长去“跑官”,也没有那一位主任、院长因“落选”而“使绊子”。相反,大家都能做到敬贤让能,尽力推荐德高望重者来担任这些职务。这些教授没有一个人把此兼职当成“官”,倒是经常干一段后,会因害怕学术落伍而辞职。总务长
三、一个“无能”的政府
在抗日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是十分严的,也是积极推行其“党化”教育的。如在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即要求:“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据此,教育部连续发布命令、训令,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各大学在校训、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内容、教授资格审查、教师聘任和待遇、考试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按教育部规定去做。同时要求西南联大成立 “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成立“训导处”,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且在联大推行“党义”(即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课程。[2]但所有这些规定,均遭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强烈抵制。随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和外战,他们在教育上的作为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西南联大有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外部环境。也因之,才有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国民党政府要求以“礼义廉职”作各校校训);也才有了西联大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陈寅恪的授课宣言“古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才得以实现。正是这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促成了学术的百花齐放,拓展了学生思维。西南联大的辉煌与政府的“无能”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创造的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一位好校长、一批大教授则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内部要素。正是这内外环境条件的结合,成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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