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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有没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呢?这似乎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
第一,重“求和”,轻“求真”。
大学的核心要义是“求真”,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追求真理的基本方式是实证、实践、实验、辩论、批判、反思等。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认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没有求真,就没有大学存在的价值。而今天中国大学中,“求真”逐步为“求和”所代替。我们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和谐”:分配工作要注重和谐;安排职位要注重和谐;科研、教学安排注重和谐;科研评价、科研评奖也是注重和谐。“真”的要素在中国大学中占有份量越来越轻。也正是因此,在中国大学中,人们更注重搞好关系,而不是做好工作,不是搞好教学、科研。
第二,重“数量”,轻“质量”。
中国大学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越来越浮澡了,这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数量”轻“质量”。在学生培养上,不下力气抓质量,却下力气抓规模;在学科建设上,不注重培育优势学科,却注重综合发展;在学术上,注重拿了多少奖,多少项目,不注重项目的实际研究和推广;在学者队伍建设上,注重引进多少大师,多少院士,而不注重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在学风建设上,注重积累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却忽视基本的软硬件建设。总之,各个大学在自己的首页上,基本上介绍的是一大堆反应其“量”的数量指标,而对质的规定性则少有涉及。
第三,重“大楼”,轻“大爱”。
大学先有大爱,才会有大楼,大成就。已故著名华裔克隆技术专
第四,重“官员”,轻“教师”。
如果让人说,大学里谁最重要,恐怕都会说教师最重要。但在中国大学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恐怕是官员。这方面本人已有多篇博文论述,此不再赘。
第五,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
大学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学术共同体的“自下而上”协商决策模式应该是大学的主要决策模式,各级委员会应该在大学各项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中国大学更为依重的是“自上而上”的官僚决策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愈演愈烈。现在不仅是行政事务、后勤管理事务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说了算”模式,在学术事务中,现在也是越来越依重这种模式。学术上的项目评审、评价、评优;教学上的学时分配、教学评价也是领导说了算。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大学越来越像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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