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原副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曾说过 “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即是遗传的产物，当有遗传基因。那么大学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我想要了解大学的遗传基因，我们就应该重新识读一下大学的诞生。从发生学的角度讲，那些使“大学”被称之为“大学”的基本要素就是大学的遗传基因。这样分析下来，我们竟然惊人地发现，我们已经和正在丢失着一些大学的遗传基因。

人们一般把中世纪大学看做是现代大学的起源。对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房龙(Hengdrik Van Loon)在其《人类的故事》一书中用十分通俗的语言作了介绍：在世纪情况可不同，一个智者自言自语道，“我发现了一个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能找到几个人听他说话，他就开始宣扬自己的智慧，就好像当代的街头演说家一样。假如他能说会道，那才难们就会驻足倾听。如果他讲话干巴巴，听众就耸耸肩，接着赶路。慢慢地，一些年轻人开始定期来听这位大量的智慧之语。他们还着记录本，一小瓶墨水，一支鹅毛笔，把听起来重要的东西记下来。有一天，下雨了，师生就撤到一间闲置的地下室里，或者退到‘教授’的房间里。大师坐在椅子上，年轻人则席地而坐。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在中世纪的时候是教师和学生的社团。“教师”就是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则毫不紧要。”[2]

雅克•勒戈夫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自发的”大学：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便是典型的案例。2、迁徙中诞生的大学：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的例证显示，“分裂”是年轻大学同地方政权斗争的一个基本武器。在英国，剑桥大学诞生于1208年牛津的分裂（官方承认只在1218年）。3、“创建”的大学：这些大学在最初首先接受了确定其章程及特许权的谕旨或建校宪章。第一所是由腓特烈二世于1224年建立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另一个是罗马的图卢兹大学。最后的例证是西班牙的大学。[3]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组成大学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大学这所以为大学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遗传基因。它们是：教授的中心地位；师生的绝对权力（或说大学自治）；育人学院；学术自由；亲密师生关系。

一、中国大学丢失了教授的中心位置，教授越来越边缘化。

大学的诞生于有学识、有智慧的教授，而大学的建筑物则出现在14世纪。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中世纪大学管理模式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波伦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大学”。这类大学由学生出任校长、主管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等，均由学生决定。这类大学的管理模式已经基本淡出历史。另一种是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先生大学”，这类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制定教学、确定和管理学生、举行考试、授予学位等。这两类学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外界干涉学校的生活，极力维护自己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一旦遭到某种干涉和控制，学生行会以举校迁移捍卫自己的权力，教师行会则以停止工作（包括已在教会或国家其他部门担任职务的该校毕业生同时停止工作）来表示反抗。[4]无论是“学生大学”还是“先生大学”，都充分说明了中世纪大学拥有自治的权利。师生在大学办学中具有绝对权力，教授在大学中处于办学的中心地位。“大学”在中世纪的时候是教师和学生的社团。“教师”就是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则毫不紧要。”[5]而今中国大学中，最无权力的往往是师生了。一个大学教授抵不上一个大学权力部门的科长。很多当下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自己的工作间、办公室，他们教育学生、指导研究生甚至都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办学中，中国大学行政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学术权力也基本由“带长”的教授所把持，普通大学教授对大学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二、中国大学丢失了“学院”的育人功能，学院成为大学教学科研的工具。

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之一，它的法定成立年份为1200年。巴黎大学最为重要的遗产或说大学遗传基因是学院。学院在当时的巴黎大学只是学生住宿的地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学院里。学院有指导教师，相当于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当时的学院相当于中国的书院。师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里互相学习、相互感染、彼此交流，在交流中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思想。

当下中国的部分大学也在尝试实施“书院式”教育。但对大部分大学来讲，中国大学的学院育人功能在弱化，管理功能在强化，大学正在逐步成为教学科研的载体和工具。

三、中国大学丢失了学术自由，师生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

中世纪的教师，比人们想像的更开放、更自由。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他们能自由地进行教学与争论。即使在神学和哲学这两个“敏感地带”，很多人也并未觉得被束缚了手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延续着学术传承的活力。中世纪大学值得荣耀之处在于“学问的神圣化”。有人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现代精神的摇篮”。有人说“中世纪的大学最为宝贵的遗产是学术自由”。英国研究中世纪大学的学者科班（A．B．Cobban）把学术自由当成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

当下中国大学中的学术越来越不自由了，中国大学的科研越来越被政府的“基金项目”、“规划项目”等所指引，人们进行科研工作更多地是为了“价值”，失去了人们对科研的“兴趣”。而科研发展规律表明，只有从个人兴趣出发的研究才是持续的研究，也才是出成果的研究。

四、中国大学丢失了亲密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逐渐淡化。

中国素有“天、地、君、亲、师”的称谓；从中世纪大学诞生来看，中世纪大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亲密的师生关系。“大师坐在椅子上，年轻人则席地”，学生围在教师周围，教师深入学生之中，是一种基本的教学方式。而今的中国大学却没有了这份亲密。教师上课主要是ppt展示，讲完走人。学生主要是记笔记，记完应付完考试就算完事。课下，教师找不到学生，也不愿找学生，认为这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学生找不到教师，也不想麻烦教师，认为耽误教师撑钱的机会。现在，在中国大学里很难找到30人以下的教室，更没有专门的本科生研究室。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项目组，在比较清华大学与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差距时，得出一个基本的差距是我国大学师生交流少，这个差距还很大。这可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