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是当今世界的绝对霸主。他们拥有最多的世界顶尖大学；大学中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师、拥有最多的诺贝尔获奖者；高等教育体系内，它们的大学功能边界最为分明，竞争最为有序。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为无数的人所研究，它们称雄世界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

1、完全权利的法人团体

现代大学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美国大学直接来源于移植于英国的大学（主要是剑桥大学）“欧洲大学最根本的学术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自治权和学术自由”。[1]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大学的传统，也是大学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逻辑。美国政府深明其道。自1819年“ 达特茅斯学院案” 的判决始，美国政府就开始尊重大学的独立法律地位。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其运行的基本规则是大学宪章（章程）和国家与州的法律。也正是因为此，美国才会出现大学拒聘国务卿任教授的请求，拒绝给总统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状况。也才出现完全权利意义上的法人团体，大学也才会按自己的内在逻辑运行。完全权利来源于有限的政府，有限的政府通过——法制化调控、市场化运作来实现大学的完全权利。

法制化调控的方式是指政府对高等教育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而是采用法案调控的手段。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1944年的《军人权利法》、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直接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贫民化，这个法案不仅直接促成大学第三职能的诞生，也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革命。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这样评价，西方现代化的主要突破是由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教育革命相继完成的。如果说工业革命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民主革命最成功的国家是法国的话，教育革命最成功的国家就是美国；1944年《军人权利法》则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遇；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教育置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地位；1965年《高等教育法》及随后经常进行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

市场化的方式是指美国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一律采取“合同”式管理方式。这直接源于V.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领衔编辑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总统报告。在报告中，布什极力主张：①不要单独建立研究机构，而由科学家在自己工作的机构——现有的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从事必要的科研。②资助应以科研合同的形式提供，政府科研合同的签定应以竞争为基础，政府应通过同行专家组来进行评审。③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一些由捐款建立的研究机构，他期望这些机构去创造知识，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探索“有止境的前沿”。

2、富可敌国的大学资源

高等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正如约翰·布鲁贝克(John Brubacher)所言：“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除非社会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国防、空间探索、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国家资源。”[2]美国有限政府的管理调控模式和大学完全权利性质为美国企业和个人捐款赞助大学成为可能。同时，捐赠大学的资产也有法律保障。在美国，大学有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资助者，从州政府到宗教团体，从自费的学生到慷慨的慈善家。埃兹拉•康奈尔、利兰·斯坦福、约翰斯•霍普金斯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富有的捐助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美国的一流大学资金主要来源之一是私人的捐赠。可以说，每一所一流大学的资源都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充足的办学经费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基础。正如高等教育著名学者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所言，发展、转移学术重点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等都需要金钱。哪所大学得到最大数量的金钱，将有助于决定这所大学拥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发展优势。[3]富可敌国的大学资源使美国大学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聘得一流的人才，购得最先进的设备。

3、与时俱进的大学制度

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占据意识形态的国度。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并不局限于“拿来主义”。美国大学的成功得益于对世界大学制度的“实用主义”改造。经过改造的大学制度，既适应了本土化的文化外在需要，也满足了大学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美国大学直接移植于英国的大学，但他并没有完全移植英国的大学制度，而是创新了英国的大学制度。比如他接受了英国大学的学术法人制度，但创新了其董事会治理模式；美国大学的“上水平”得益于德国柏林大学，但是直接按柏林大学模式创建的“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完全按德国模式行进，而是独创的“研究生院”这一管理模式。19世纪后半叶是美国大学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大学制度创新的黄金时期。学分制、选修制、核心课程制直接促进了哈佛大学的发展；莫雷尔法案则直接推进了大学第三职能的产生，使一批赠地学院崛起。就连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爵士也不得不这样评价：“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伟大贡献是推倒大学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Van Hise)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时，他是说出了大学发展史上罕有的一种创举。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发展所证明，其他国家正在效仿美国的榜样”；[4]教授会（评议会）则使大学不仅成为学术事务的决策者，而且成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咨询者、决策者。

4、科学诚信的中介机构

美国有限政府和完全权利大学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缓冲地带，这就是科学诚信的大量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在美国大学分类、大学评价、大学治理、大学教授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以专家的方式代行大学的管理权、指导权、评价权、监督权。这其中最为主要的中介机构包括：1915年在纽约正式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又译作“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约翰•杜威称之为“一个以民主方式由大学教授自愿组织起来的真正有代表性的教师团体”。会议选举约翰•杜威为AAUP的第一任主席，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1921年在哥伦比亚特区成立的“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 简称AGB)。AGB 是美国高校治理的重要引导者和评价者，该协会提供有关美国大学董事会的发展政策、评价标准以及校董培训等，为美国高校治理提供服务。“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 ACE）成立于1918年，ACE为教育界内的交流以及与高级教育议题、公共政策及研究相关事务的进行提供了便利，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大学推荐学分减免项目，同时它也参与美国大学治理评价工作。比如1966年ACE和AAUP、A GB(大学董事会协会) 联合颁布了《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有效促进美国高校的治理工作。其他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地区认证和专业认证机构等，这些机构为大学的科学分类、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卡内基基金会的高校分类标准把美国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硕士类大学、学士类大学（文理学院、综合学院、社区学院），奠定了美国大学分类办学、有序竞争的基础。

5、有序竞争的生态环境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美国高等教育形成了高校之间有序竞争的良好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以联邦政府、州法律为前提，以分类标准为原则，以大学功能为基础，把高校分为服务面向不同的组织团体。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是：各高校有自己的功能定位；同类高校之间有序竞争，共同发展；不同类高校之间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各类高校之间没有高低之分。

总之，有限政府和诚信中介为完全权利的大学提供了自由成长的环境；富可敌国的资源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与时俱进的大学制度则为大学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有序竞争的生态环境为大学发展提供多样性。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同，万能政府会使大学丧失活力；无诚信中介会使大学陷入堕落；没有资源就没有大学的一切；没有良好的制度就不能发挥大学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无序竞争会造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无序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