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大学的源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孔子的学堂到齐国的“稷下学宫”、到西汉的太学。但从与中国当代大学特征的契合上分析，中国当代大学的DNA是中国太学。

一、设置方式方面的继承性：中国大学和太学由政府设置

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向汉武帝谏言：“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1](p566)反对“郎选”、“任子”等汉代选拔官吏制度，倡导新的人才拔擢制度，提倡设学校以广教化并视为是加强封建统治的关键。汉武帝听从其建议，于公元前135年在长安设立太学。光武帝期间，兴建太学经济上的主要费用由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提供，至此，太学正式设立。太学自正式设立历经魏晋至明清，随着政权的更替，名称上虽有所变化，但由政府设置这一本质特征却未发生变化。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办学体制是政府为高校投资者、管理者和举办者的“三体合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思路进行了改变。不同办学和管理体制下的联合，以及合作办学等等，投资者、举办者、规制者分合兼有、多元并存。值得注意的是，民办院校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单一的高校设置方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我们对待民办高等教育虽然有了“十六字方针”（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但也有“国家严格控制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十六字方针’，其实只贯彻了‘加强管理’四个字，而且只是加强监管，并没有理智地、科学地管理。”[8](p38)可见，我国民办高校与公立大学之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的差距都是相当甚远，在中国当代大学的基本建设中起主导地位的还是继承了中国太学的政府主导的办学模式。

二、管理模式方面的继承性：中国大学和太学都隶属中央政府部门机构管理

太学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从太学的创建、到博士及博士弟子的选拔都是由中央政府重要部门太常负责。《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太常，卿一人……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又《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载：“博士，秦官也……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说明博士和祭酒的选拔由太常负责。此外“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1](p875)可见，博士弟子的选拔由太常负责。但是，太常隶属其上层管理机构中央的管辖，太学的管理由中央确立。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的管理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古代太学在管理上实行等级制度，皇帝是最高管理者，其次为太常 →祭酒（相当于校长） → 博士（太学生教师）。中国当代大学的管理模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党委书记、校长领导院(处)长、院(处)长领导系主任、系主任领导教研室主任，实行领导负责制，一级管一级，隶属关系清晰，建构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9](p23) 此外，太学对于太学生、博士以及一些学校的具体问题的管理制定了相应规定，做到有章可循。例如，对于博士的选拔要求严格且有一定的标准，对于博士的待遇按照官员的待遇实施，史书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1](p103)对于太学生的管理也有具体的规定，例如考试的科目具体规定，规定学习年限满学制为八年。在当代中国大学，虽然对于高校教师实行聘用制，但在待遇和编制上实质上是按照国家公务员标准实行；而且规定在校教师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对于学生的入学形式和来源、学习课程、专业设置和考试科目、学制年限等都进行了统一规定。可见，当代中国大学在对教师及学生的管理上也部分地继承了太学的遗传因素。

三、课程设置的继承性：中国大学和太学都是以德为主，注意德育课程的设置。

董仲舒认为，政治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统一为前提。由于儒家重视正名定分，教化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核心以“教化为本”，它从统治政策的高度论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绝对高度，“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1](p563)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因此汉代太学主要课程设置上则以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要求学习《论语》、《孝经》，注重 “微言大义”，以内容的深浅程度规定《诗》、《书》、《礼》、《易》、《春秋》的学习顺序。

儒家讲“化民成俗”，致力于授徒讲学，借助教育这一手段来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所以最重视教育，而太学作为由官方创办的教育形态就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10](p64)可以说，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旗帜。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也从来没有动摇思想政治领域内教育的主导地位。从党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同时，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这些课程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生重要的思想理论必修课。从古代的“儒家思想”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意识形态思想的教育与太学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共同产物。

四、培养目标方面的继承性：中国大学和太学以培养政府的接班人为主

太学学习五经内容以道德、经学、治国、断事等为主。太学生通过学习，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并掌握了治国的基本知识。这些为太学生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学生入仕为官，需要参加策试考试，但通过策试入仕为官的人数很少，考试未合格的太学生往往学毕回乡，但并没有失去入仕为官的机会。如：“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州郡请召，育到辄病去。常避地教授……建初元年，卫尉与廖举育方正，为议郎”[6](p746)。

太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推行教化，培养官吏，为国家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条指出：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第四条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高等教育法》中总结到，当代大学的职能以培养人才为本，发展科学为源，但终是以服务社会为中心。古代太学培养统治阶级的拥护者和治理者，而当代中国大学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可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所在的社会阶级的统治。

注：本文原题目为：《浅析中国当代大学的遗传基因》，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