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职业教育助推社会产业升级发展的主要机构，是培养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建设主力军的主要机构。无论是德国的职业教育、日本的短期学校教育、美国的社区学院教育，都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技能产业大军。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实现立下了大功。中国职业教育虽然在在数量上、规模上取得很大发展。至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已达14767所，年招生数量已达810万人，在校生达到2056万人，中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已与高中基本相当。高等职业学院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达31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900万人。高等职业学院招生规模占到了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一半。但在质量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中国的实际需要有很大差距。除了“重仕轻工”“重学历、轻技能”等社会观念因素外，师资力量（缺乏双师型教师）、办学经费和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不同是横亘在许多职业学校发展面前的三大难题。而没有这三条，就不可能培养技能型劳动大軍。虽然《规划纲要》提出了“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教育规划纲要》（十四至十六条）），但从根本上讲，没有解决企业参与积极性、培养技能人才这两个关键问题。我认为“教育券”制度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教育券是一种教育投入制度设计。它的基本理念是实现政府对教育的主导权，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尊重学生个人的教育选择。在具体执行中，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学校的教育经费的生均单位成本部分或全部，以面额固定的“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教育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兑换教育经费，用于支付办学经费。最早提出教育券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55年弗里德曼在其《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券理论，1995年他又发表《公立学校：使其私有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教育券理论。

教育券制度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呢？终归，教育券看着热闹，实践起来很难。最早发起“教育券”制度的美国，也不是大部分实行了教育券制度，而只是在很小的义务教育范围内实施，且饱受争议。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实行“教育券”也主要针对幼儿教育。发展中国家智利实行“教育券”的也没有逃脱争议，实施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国最早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是浙江长兴县。2001年7月，长兴县教育局出台《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规定自2001年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类学校的新生可获得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中国的“教育券”实践就此拉开序幕。2004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春市又试行了农村职业教育教育券制度。长兴县面对的对象主要是义务阶段的学生，随着义务教育的免费制度，该制度将暂停。后者面向的是农村初中毕业生，这也将随着中央加大投入，“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教育规划纲要》（十七））而终止。我现在提出这一建议，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呢？我想在我国职业教育中实施有限制的教育券制度，还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第一，职业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实施的是收费教育。虽然中央决定逐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的学费，但高等职业学校的学费并没有取消，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费用没有免费。第二，好的职业教育一定是由企业和学校共同举办的教育，学生只有在两种不同的场境中学习，才能真正达到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目的。这就需要企业的参与。而企业是讲求经济效益的，学校是公益的，这必然使二者合作失去前提。而教育券的实施，可以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第三，职业教育是可以部分引入市场经济规则、竞争规则的教育。要允许企业在办教育中营利，企业才有积极性。对学校部分的利润，可以规定其具体的用途。可以说，在职业教育中实践教育券制度是可行的。

主要的想法是：（1）教育券针对的对象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欲进入高等职业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以根据其所受文化程度选择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2）对接受学校我认为应该加强限制：政府指定一些解决了学生实习、基地培训的学校为受托学校。即接受教育券的学校，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校企合作办学，学生必须实实在在实行“1+1”型“学校学习和企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3）教育券也不能是完全学费，而是部分，另外一些则作为学生奖学金。学校兑换回来的金钱由企业提成10%，或者减免企业的相应税收。当然，还可以给企业其它奖励或资助。（4）政府对接受教育券多的学校进行政策扶持，对质量优秀的职业学院允许其举办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如专业硕士甚至博士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校、企业、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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