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科中没有几个名词是由中国人创造、并得到学界公认的。素质教育则是一个例外。虽然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一直在深化之中，但它终归是得到教育学界认可的一个概念。但是，我国自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以后，就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符号”，一个克服“应试教育”的符号。但素质教育的内涵、实施路径、条件与环境条件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所以时到今日，我们仍然可以把素质教育看作一个“符号”，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实质没有多大能量、甚至走向误区的“符号”。

“素质教育”这一名词最早提出时间是1985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当时，邓小平讲到：“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即明确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学术界通常把这当做素质教育实践的思想源头。而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赋予素质教育以新的内容：“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召开第三次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动员令，素质教育开始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本次《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推进了素质教育的符号化功能（《教育规划纲要》（四））。①提升素质教育的层次：把“素质教育”上升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位置。②界定具体内涵：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③具体模式要求：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所有这些，我认为素质教育仍然处于一种符号化阶段，没有进入实质的可操作阶段。

第一，没有克服“工具理性”，更没有逃脱“应试教育”手掌心。从源头上讲，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教育范式。但是，由于整个社会教育导向是应试取向：一切以考试为准，一切取决于分数，所以素质教育根本就难以摆脱“考试”这一必须的路口。所以，素质教育实施二十多年后，我们发现，素质教育并没有改变学生的应试目标，素质教育仍是一种工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学生不得不学习比原来多得多的课程，掌握一些代表“素质”的技能。所以，你会看到，家庭条件好的家庭为学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艺术类的钢琴、绘画等；体育类的足球、棋类等；学习类的奥数、英语等。孩子的时间越来越被这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所占用，家长越来越把自己的人生建在孩子身上。而所有这一切的时间消耗，却为的是特长加分！素质教育被“应试教育”化了。

第二，“知识”导向没有变化，思维训练仍没有可选路径。素质是什么，智者见智，但其核心的理念应该是培养有个性特征、健全人格的公民。而我们却让素质教育负载了很多它难以承受的重担。我们为了让素质教育重要起来，就夸大了它的作用和能力，这是难以完成的。最后的结果是，讲来讲去，分数是绝对权力。在我看来，素质教育也就是一种教育范式，一种教育模式。它应该认真吸收“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合理内核，把素质教育建在更为实际的、可操作的层面上来。即通过一些核心课程、通过书院式的师生共处，达到训练学生思维、理解人类创造、创新方法之目标。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实践能力来源于自由的思维，如果我们的思维被禁锢了，就不可能有创新了。

第三，没有场景，“素质教育”难以尽兴表演。作为一种教育范式的素质教育模式，它需要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这些环境和条件包括：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思想达观；社会分工均衡；高考不再以分数为唯一；社会产业结构合理；各阶层收入、地位合理等。没有这些外部的环境和条件，让素质教育独自承担起“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那素质教育永远也摆脱不了符号的命运。应试教育仍将是社会的主流。

我总认为，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中的人才，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为此，我建议素质教育要认真吸收通识教育的合理内核，取消义务考试阶段的各种考试和竞赛，真正给孩子一个自由的天空，给他们一个想像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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