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接受史与阐释史到今天已有一千六百年，其间，陶渊明的形象几经变化。如何还其本来面貌？ 顾农先生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回归文学本身，从作家作品出发，抽丝剥茧，让陶渊明从神坛上走下来，呈现出本真的样子。顾先生把陶渊明定位为当时的“农村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态度就是“热爱生活，视死如归”，“他的诗风不合当时的主流、时尚”，“对东晋并无忠心耿耿的意思”……顾先生认为，必须平视陶渊明，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真正懂得他。

　　一、颠覆成说的锐气

　　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前人之说层层积累，一种说法一旦形成，往往难以澄清是非对错。这就需要对学术史了然于胸，对横亘于研究对象之前的迷障具有穿透的慧眼；对于作家的研究，则又需要考察历史情境，有同情之理解，设身处地遥体古人之情；对于作品的研究，不仅要做理论的分析、学术的考证，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要具备文学欣赏的敏感，而不至于沉浸于考证而忽略本体。顾先生此书就是如此，坚持“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考据为论述服务，论断从考据而出，故能提出颠覆成说的新观点。

　　陶学史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忠愤说”。作者首先梳理了“忠愤说”的缘起与发展：沈约论定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赵宋学者归纳提炼出“忠愤说”，《述酒》诗中存在可能引申出不满刘宋的诗句，此后“忠愤说”泛滥，陶渊明被化妆为忠于东晋王朝的政治道德标兵。书中首先考察了陶渊明家世情况，尤其是曾祖陶侃曾有“折翼”之梦，指出陶侃有不臣之志，陶家没有那种“忠君”的基因。那么沈约《宋书·隐逸·陶潜传》中所说的“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就成为无据之谈，从根本上抽空了后世“忠愤说”的依据。针对沈约《陶潜传》中的“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世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书中详列陶集中所有标明年月的九首诗篇，指出这些诗歌纪年皆署干支，都作于东晋，而绝无书东晋年号的情况。这就可以看出沈约信口开河了。书中同时结合两晋之交社会现象分析，皇权更替多是权臣篡位，而前朝臣子也多继续留任。陶渊明外祖孟嘉终事桓温，陶渊明本人曾仕于桓玄，在桓玄建立楚政权时，甚至急于出仕；对于刘裕也并无恶感，曾仕于刘氏，只是后来刘裕称帝后的做法有些过头，才对他的个别做法不以为然。作者进一步分析“忠愤”说的缘起在于对颜延之诔文“有晋征士”的理解上。提出陶渊明被征聘有两说：一说在东晋义熙末年，征为著作郎，不就；一说在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前不久。第二说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与钟嵘《诗品》“宋征士”为证。作者指出，因为陶渊明老病困窘，晚年对刘宋征聘有可能接受，如果不是去世得早，可能陶渊明的形象会完全不同。这些结论合情合理。

　　学界关于陶渊明初仕的时间往往定在近三十岁时。而顾先生则从陶诗中寻绎线索，以诗补史，认为陶渊明二十曾有“远游”，只是在史传中未曾记载。他的依据是陶诗《怨诗楚调示庞主部邓治中》明确说“弱冠逢世阻”，《饮酒（其十）》说“在昔曾远游”，而所谓“远游”应是谋职、出仕的委婉说法。书中进一步推论这次出任中下级职务或编制外差事，不必通过朝廷任命，因为得来不费事，所以陶渊明就会任性地抛弃，而这就开启了他个人出处的模式——忽隐忽仕。

　　二、坚守成说的审慎

　　本书虽多有发覆之说，但在缺少证据的情况，还是坚持旧说，不为新奇所动，体现出审慎的态度。比如认为陶渊明的生卒年为365—427。这其中关键是对《游斜川》“开岁倏五日”的理解。作者认为“开岁倏五日”有版本依据，而梁启超“开岁倏五十”之说不能成立（《陶渊明的生年与享年》）。在肯定游国恩先生的观点后，接着指出“辛丑五十”之说的源头在于苏轼，而更古老的文本乃是作“辛酉”“五日”，并以马永卿所见东林寺旧本《陶集》为证，同时指出：“今天我们在校勘《陶渊明集》时，应对宋本《陶集》中所列异文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录自古钞本的文字往往极有价值，很可能更接近于陶渊明作品的原貌。”

　　对于“五斗米”的三种解说（官俸说、道徒说、食量说），顾先生也还是认为官俸说为是，不为新奇所动。

　　对于文献不足的观点，虽然已成主流，顾先生也不轻易相信，尤其是以往学界指伪的几部作品，他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辩护，认为可以以附录的形式收入陶集中。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五孝传》《四八目》《搜神后记》乃伪作的意见，认为证据不足，《陶集》仍应维持十卷的旧貌；而对于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作者认为《隋书·经籍志》与《高僧传·序》都有记录，在未能真正证伪之前，还是可以看做陶作。

　　三、切己体察的方式

　　顾先生善于用心揣摩，亦即“以意逆志”。在分析《与子俨等疏》时，顾先生指出，该疏在最后才提出对儿子们的要求，显得雍容，是随笔的写法，容易为对方接受，叙述自己的经历，对孩子的教育并不耳提面命，只是闲谈。这是在分析诗歌，也是在谈对人生的理解。

　　文学史上评论家对待爱情，要么以比兴寄托来探求政治美刺的微言大义，要么对爱情嗤之以鼻。顾先生对这两种处理方式并不同意，认为《闲情赋》写了单恋的痛苦，“陶渊明有权谈恋爱，写恋爱。他的《闲情赋》末端终归于闲正，无非是向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的某种妥协”。这些分析是入情入理的。

　　顾先生多年深研陶诗，认为陶渊明笃于亲情，对于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都有很深厚的纯真的感情，陶渊明由于受到程氏妹英年早逝的刺激，想到人生无常和自由的可贵，因而产生了辞官退隐的想法。顾先生认为不可忽略程氏妹之死对其归隐的影响。

　　顾先生说：“陶渊明不是那种高谈大道理的理论家，他躬行他相信的东西，或者说他只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和道理。”（《后记》）其实，顾先生的研究也是如此，做切近人生与人性的考察，得出朴实可信的结论，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对陶渊明思古题材的诗文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出解说和评价，而不能凭空起意，强加发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中古时代许多优秀的抒情诗往往抒发普泛的人生经验通感，而非以特殊事件为谜底的谜面，它们能打动后代读者的原因即在于此。读陶诗最宜从实际出发、向平常处着想，读《拟古》尤须如此。”（《感悟人生》）在分析陶渊明对颜延之的教诲与此前言行相悖时，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提出这里有陶渊明的世故，他可以辞官归隐，但却规劝后生小子与体制合作。顾先生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自己摆进去”，切己考察。

　　顾农先生是研究鲁迅的大家，而其研究陶渊明的思路与精神多来源于鲁迅先生。他在《引言》中引述鲁迅观点时说：“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些题目就来源于鲁迅，比如对《闲情赋》的关注，对《桃花源记》与唐传奇的论述等。但他并不盲从大家，对于鲁迅先生否定《搜神后记》为陶作的理由（“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并不赞同，因为陶渊明的“思想和趣味其实相当复杂”，陶渊明爱读奇书，未必与志怪小说完全绝缘。（《小说家陶渊明》）

　　还原本真的陶渊明并不容易，因为中古文献散佚较多，而宋刻本又存在改动的情况，在相对有限的文献中，不仅需要文史勾连，也需要读书入间，才能有所发现，但如果揣摩过度，则有可能蹈虚入空。顾先生的著作在掌握尺度方面恰到好处，从而成就了陶渊明研究的这部标杆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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