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终于译完了，感慨良多，不免想要写下来与读者们分享。动笔之前，我决定去厨房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恰巧房东正在厨房打咖啡豆，于是热情地邀我品尝他手工冲制的咖啡。

我的房东菲利普·纽维尔（Philip Newell）先生是位基督教牧师，一个彬彬有礼而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耄耋老人。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牧师。纽维尔先生拥有哈佛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神学教授。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若干本记述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的书籍中，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然而，作为白人的他被历史记住的原因，却是其毕生为黑人人权运动所倾注的心血。

在纽维尔先生年轻的时候，二战已近尾声，但黑人在美国仍旧受到明显的歧视。然而今天，无论是穿行在时代广场的人流中，还是坐在曼哈顿地下四通八达的地铁上，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任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谈举止。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一代，在观念上已经几乎没有肤色差异的概念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源于马丁·路德·金等黑人人权运动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不懈努力——他们付出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这之中，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个教区担任神职的纽维尔先生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甚至还曾为此遭受牢狱之灾。

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关系，纽维尔先生在很多方面还保持着古旧的生活习惯。他一直坚持在炉子上烧水冲咖啡，而不喜欢咖啡机冷凝水冲出来的咖啡味道。在厨房等着水开的时候，他随口问我演化论的书翻译得如何了。当得知全书已经译完的时候，他很开心地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告诉我：他正为下周要主持的一个宗教仪式准备讲稿，受我译书一事的启发，准备以演化论为当天向教众宣讲的主题。最后，房东真诚地对我说：“演化论当然是正确的，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听完房东的话，我口中苦涩的咖啡突然变得如同蜜糖一般，整个人都淹没在了巨大的幸福感之中。要知道，作为一名坚定相信演化论的生物学研究人员，在翻译这本书的日子里，我仿佛与原作者杰里·科因博士一起经历了一场大辩论，顶着美国社会原教旨主义的巨大压力，让事实告诉人们为什么演化论是正确的。可是，写书是一个人的独白，是一场没有对手席的辩论。当它终于告一段落时，己方的观点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特别还是出自一位牧师之口，我压抑了很多天的情绪在一瞬间释放了出来。

我想，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每一位读者多多少少也会与我一样，产生出为保卫演化论而与科因博士并肩作战的感受。然而掩卷沉思，大家或许也会与我一样产生一个疑问：在人们普遍相信演化论的中国，我们是否需要翻译一本写演化论的书呢？其实，在动手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心中就已经产生了这个疑问。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疑问却渐渐有了明晰的答案——今天的我们的确需要这样一本关于演化论的书。具体来说，或许可以归纳出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阅读可能是为了获取知识和信息，但也可能单单只是为了娱乐。如果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三十只杀人蜂为什么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把一个蜜蜂巢变成三万只蜜蜂的坟场？作为哺乳动物，鲸鱼与哪一种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亲缘关系最近？为什么有一种恐龙的学名会叫做中文的“寐龙”？在寄生虫控制之下的动物真的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做出恐怖的诡异行为吗？为什么看起来极其细微的差别就能令植物被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外观体形迥异的各类宠物犬在生物学家看来却是一个物种？

所有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而这些还只是这本书所描述的趣事之中很小的一部分。了解了这些有趣的事，下次再去动物园或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你的观感会大不相同：无论是动物还是化石，都不再只是一个个枯燥的名字，而蕴含着一个个传承了千万年的故事。某些故事甚至堪称耸人听闻，不失为朋友间闲聊时的上佳谈资。

第二个原因要从时间角度去看：虽然今天的演化论本身与当年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论并无太大区别，但演化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已经大大不同了，而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演化论证据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前人的所知。

科学最大的乐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规律性。无论是哪一个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们都是致力于寻找现象之下的本质，试图找到规律，再用规律来探寻更多的未知。伽利略说大小金属球会同时落地，人们就在比萨斜塔下看到了同时落地的大小金属球；门捷列夫说锌之后还有类铝，人们就在锌矿中提炼出了性质类似铝的镓；爱因斯坦说光线会弯曲，人们就在日全食中观察到了太阳透镜；而演化论亦是如此。虽然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已是整整150年前的事了，但即使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分子水平，仍只是不断地验证了演化论的正确性。

如果要评选近二三十年发展最迅猛的科学领域，很多人可能会给信息技术投一票。可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一票投给生物学：随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逐渐深入到分子层次，今天的生物学与达尔文的时代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只不过，这些发展不像信息技术一样体现为大众触手可及的产品，因而不被一般人所知罢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生物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演化论仍是生物学整体的主轴所在。生物学的很多研究方向都不能回避演化的问题，甚至要在某些方面依赖于演化论这一基础。

以我自己所从事的结构生物学为例。它所关注的是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精细原子坐标结构，看似与演化论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事实上，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近期刚刚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在原子层次探讨了一种酶的单分子工作模式与双分子工作模式的区别，核心观点就是从单分子到双分子所带来的演化优势。而事实上，恰恰是在低等动物体内的这种酶采取了单分子模式，而高等动物体内的这种酶采取了双分子模式。类似的在演化角度探讨蛋白质结构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自从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至今，演化论思想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然而，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演化论的普遍接受，正是因为演化论在中国没有与之竞争的理论，才令我们的演化论教学变得异常简化，引用了一些陈旧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有所谬误的例子。岂不知，在当今生物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演化论不仅找到了基因这个遗传物质基础，更在核酸和蛋白质等诸多分子生物学领域找到了无数的坚实证据。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古生物学也焕发了第二春，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姿态成为演化论的有力后盾。而本书恰恰包含了不少这方面的新鲜例证，甚至涉及了去年才刚刚发表的学术论文。

第三个原因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演化论是一种科学，但它更是一种哲学。

归纳来说，自然科学探究的问题无非是两类：“是什么”与“为什么”。而后者又总是以前者来解释的。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彩会下雨？科学的回答是：云是气态水液化而成的小水珠，当小水珠越变越大，无法被空气托住时，就会落下来形成雨滴。这个回答其实就是“是什么”，它描述的是下雨的客观过程，没有主观意志的存在。如果说云彩下雨是观音柳枝洒下的玉露，或是龙王鼻痒打的喷嚏，那就违背了自然科学本身唯物的客观性。

演化论不同于其它科学之处在于，它所追究的几乎全是“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恐龙会灭绝？为什么鲸鱼要从陆地上返回水中生活？为什么人不再长尾巴了？除了为什么，还是为什么。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运用“是什么”来作答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为什么长颈鹿有那么长的脖子？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它想要吃到高处的树叶。最不负责任的回答是：上帝赐予了它长长的脖子。

然而，达尔文创立的演化论正是要告诉我们：与其它严肃客观的自然科学一样，演化论面临的“为什么”同样可以用“是什么”来回答，同样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我们在承认演化论的同时，却很少有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去认识演化论。而这本书通篇都在试图帮助读者以客观的视角来认识演化，甚至在最后一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演化论之所以令不少美国人恐惧，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自然主义的唯物思想。

第四个原因在于，我们自以为了解演化论，其实却不尽然。正如作者在全书第一章开篇所引用的雅克·莫诺的话所说：“演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演化论。”一般人以为这是针对演化论的反对者而言的，但其实对于演化论的支持者而言，情况往往也是这样。不了解演化论就意味着其对演化论的相信是盲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盲目地相信演化论与盲目地相信神创论并无太大区别。

科学不同于宗教。对于宗教，信仰可以只是简单的相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最好只是简单的相信。但科学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者。科学的真理建立在坚实的观察证据、实验证据，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简单的相信演化论，却并不了解演化论的科学内涵与哲学内涵。当这种盲目肤浅的“相信”面对质疑的时候，就不免会有动摇之虞，会被充满激情、混淆视听的谎言所蒙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的确需要这样一本认真讨论演化论的书。

由此也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原因：智设论正在中国悄然生根。然而正如本书中不断指出的，智设论只是披了科学外衣的宗教信仰。我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和基督教没有广泛基础的国家，本来并不存在智设论发展的温床，更不要说神创论了。但恰恰由于人们普遍相信演化论，才使这一领域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之下。

一些在美国从事智设论宣传的华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既有单纯传教的也有借机出名的，回国扯起了智设论的大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在我们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笃信上帝的人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为智设论和神创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几年国内未见有演化论的书籍出版，反而有反对演化论的书籍受到追捧，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逆向思维，挑战权威的学术精神固然不错，但面对正在抬头的智设论，一本内容有趣可读、例证丰富新鲜、思想深刻精辟的演化论书籍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说了这么多，我都是站在一名演化论支持者的立场上。对于尚在怀疑之中的人来说，我的表态似乎有失公允，不足取信。但其实即便站在演化论反对者的立场上，这本书仍有可读之处。

任何一种科学的争论，乃至一场普通的辩论，胜出的前提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认真了解对方的立场，并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真理不是不辩自明的，而是越辩越明的。相信一个理论不是要回避相反的意见，反而是要认真了解反对的意见，再给予有力的反驳。要证明“演化论是错的”，首先就要认真地了解演化论的真正内涵。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没有人可以保证本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完全正确的，但科学的道理是可以自己辨清的。事实上，正是在与演化论反对者的不断辩论之中，演化论才得以日益完善，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谨。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远离了愚昧的中世纪，每一个科学门类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成为了描述世界的不二之选——除了生物学。这门研究生命的科学还蕴涵着很多的未知以及不确定，并因此备受争议。演化论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是生物学所面临争议的集中体现罢了。可以说，正是这种争议的局面让生物学的研究仍处在中世纪末的科学蒙昧时期：科学因为自身体系的不完善而遭人诟病，不得不与迷信进行不懈的斗争。

斗争的过程或许是艰辛的，但前途当是光明的。这正如我的房东纽维尔先生年轻时为黑人人权所做的斗争一样。在那个时代，让美国的黑人平等地拥有与白人一样的权利，甚至有一天成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总统，那简直就是天方夜潭。然而，奥巴马入主白宫的事实已经永载史册。演化论，乃至生物学，所面临的困境恐怕还不至于此。

记得奥巴马赢得大选的那个夜晚，我陪房东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等结果。当宣布奥巴马获胜的时候，年逾八十的纽维尔先生振臂高呼，兴奋异常。他激动地对我说：“祝贺奥巴马！祝贺每一个美国人！这是奥巴马的胜利，也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胜利！”而我对他说：“我也要祝贺你，因为这也是你的胜利！”同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人或许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生物学还有太多的不解之迷，生物学的牛顿、开普勒、或者门捷列夫也许就将诞生在我们之中。

然而，我们之中的有些人是悲观的，他们看到了细胞、蛋白质、基因的千差万别，因而认为生物学永远不会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能够总结出统一的规律。可是，试想达尔文生活的时代，他眼中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更是千姿百态，但他却最终把生命现象统一到一起，为我们贡献了不朽的演化论。这一理论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以至于在英语世界，“达尔文学说”始终就是演化论的同义词。随着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愈加深入，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可量化的生物学规律必然会诞生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缺乏的只是更丰富的数据和更深刻的思想。

作为美国最大的非赢利性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经费的提供者，我所供职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在每个季度都会发行一本内部刊物寄到员工家中。这一期的封面上就是查尔斯·达尔文沉思的面庞。封面文章的标题是《我们仍旧在向达尔文学习》。这或许就是对于演化论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最佳注解。

房东冲制的咖啡已在我手中失去了热度，感慨也该就此打住了。冷静下来想想，演化论的涵盖范围太过宽广，涉及了众多的科学领域，难免有不少并非是我所熟知的。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如有翻译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共同提高！

最后，希望能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院士。如果没有他引领我走进生命科学的殿堂，我将错过生物学这个神奇瑰丽的世界，更不会有翻译本书的机遇。当然还要感谢把这个机遇带到我面前的科学松鼠会，特别是大力促成此事的桔子和姬十三。感谢龙漫远教授对本书的审读和宝贵意见。感谢科学出版社对于演化论的重视，特别是田慎鹏和贾明月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吴晓爱博士。没有她的支持，以及她在生物学方面严谨丰富的所知，就没有最后得以完成的译稿。

　　　　　　　　　　　　　　　　　　　　　2009年9月

　　　　　　　　　　　　　　　　　　　　　于纽约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