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引领的成才之路

   ——访中国科大首届校友张瑜，谈钱学森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张瑜口述 王安轶 林思纯 范煜整理

受访对象：张瑜，1941年生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培养的第一届学生之一。1963年毕业后留校在近代力学系任教，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80－1983年任中国科大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198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从2007年起，张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红旗文稿》《科学中国人》《钱学森研究》《留学生》等报刊发表文章，结合亲身经历探讨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以及他的高贵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怀。2008年中国科大校庆50周年之际，编著出版了《钱学森与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自2011年9月22日起，以“钱学森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主题开设讲座。近十年来，他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228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等共举办讲座327场。

张瑜教授是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1958级学生。他作为首届毕业生，几乎亲历了科大创办初期对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培养教育的全过程，经历了系主任钱学森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钱学森如何主持和参与近代力学系的建设，如何践行他的教育思想，都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以及钱学森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有哪些重要特征？对张瑜教授的访谈，透过他对钱学森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理解，或许可以让我们对当下高校办学及人才培养方略有一些新的认识和借鉴。

采访组：王安轶  范煜  林思纯  胡丽云

采访日期：2021年7月16日

采访地点：张瑜北京家中

1.追寻梦想，学在科大

访谈组：张老师您好！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作为一所新学校，从中央决定创办该校到正式开学只用了110天，不足四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让更多学生了解科大、报考科大，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事实上，第一届报考科大的学生就有近5000人，可见科大建校的影响力。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报考科大？

张瑜：1958年4月，钱学森先生和郭永怀先生率先向中科院提出倡议，充分运用和发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实验室条件，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中科院的领导、众多研究所和科学家们一致赞同。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科院党组于5月9日向聂荣臻副总理呈交了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报告。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决定创办这所大学。6月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将校名确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向全国公告，登载了中国科大的招生简章。

当时我就读于北京四中。四中的理科很强，为清华、北大、北航等校输送了很多学生。我也很喜爱理科。在得知中国科大建校的消息前，我们的高考志愿草本都填完了，但是我对自己填的第一志愿并不太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航空航天。当时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在离我们不太远的东华门那边。我经常到那里看科教影片和科幻影片，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航空航天的，比如探讨人类怎样可以飞入宇宙、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等，我几乎入迷了。从那时起我就想将来最好能为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出一份力。我了解到这需要很好的理科功底，尤其是物理和力学基础。我高中的物理课，力学部分学得也是比较好的。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事件，引发了科学和教育部门对培养航空航天人才的重视，对许多青年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但当时的高校及专业设置，尚无这方面的院校和专业可供选择。清华虽然好，但还没有设置航空航天方面的专业。清华当时最有名气的尖端专业是工程物理，搞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北航也曾动员四中的毕业班前往参观，我重点参观了北航的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我认为这个专业可能适合我。它处于学科发展前沿，还要承担飞机总体设计的任务。当时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工程物理，第二志愿报的是北航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第三志愿报的是现在的北理工（当年叫北京工业学院）。当我获悉中央决定创办中国科大，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设置与人造卫星、火箭等相关专业时，犹如久旱逢甘霖，便义无反顾，决定把高考第一志愿改过来。一方面我本来就在搜寻设有航空航天专业的高校，另一方面钱学森当时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中外闻名的大科学家了，在科技界、教育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我想，若能得他的教导和引领，将无比荣幸。我意识到专业和导师的选择关系到一生将从事的事业，不能不好意思改志愿啊！当时科大力学系设有4个专业：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后来与工程热物理合并了），还有一个爆炸力学，即所谓三个“上天”专业，一个“入地”专业。我最终填报了科大力学系为第一志愿，后来分专业时又如愿以偿地选择了高速空气动力学。

访谈组：科大的专业是面向新兴科学技术设置的，所以才吸引了一大批立志学习尖端科技的优秀人才报考。科学院当时给科大配备的师资力量也非常强大，钱学森当时在全系大会上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请来了。”您还记得有哪些大炮给力学系的同学们授课？ 

张瑜：给力学系（最初的名称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即07系；后与04系——物理热工或称工程热物理系合并成为近代力学系）一专业（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授过课的“大炮”（顶级科学家）至少有6-8位。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严济慈、钱临照先生分别给我们讲授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普通物理课，与钱学森一家同船回国的蒋丽金博士（后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讲授普通化学课。钱学森先生给我们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郭永怀先生给我们讲授《边界层理论》课，林同骥先生（当年的学部委员，即院士）给我们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课，林先生同时兼任我们一专业的专业主任。当年给我们讲授过《理论力学》课，后被选为院士的还有钟万勰老师、童秉纲老师等。给二、三、四专业授课的“大炮”也不少，如二专业的李敏华（兼任二专业的专业主任）、胡海昌、黄茂光；三专业的吴仲华、吴文；四专业的郑哲敏等。总之，可以说是精锐尽出，科学院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在党的领导下，践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几乎无例外地走上了教学第一线。他们中许多人不仅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技界也素享盛誉。

访谈组：现在看来确实是大师云集！您还记得当时的“大炮”是怎样给力学系的同学上课的吗？他们各自的教学风格是怎样的？

张瑜：他们对承担的每门课都是从头讲到尾。出考题也亲力亲为，不需助教代劳。所配的年轻辅导老师负责跟同学们联系和课后答疑，但课都是“大炮”们自己讲授，有不少科学家采用自编的讲义和教材，如钱学森、郭永怀、林同骥等皆如此。这些教材有许多后来成为科学名著，如《星际航行概论》《边界层理论》等。

教学计划的特点是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特点是既重视基础，又抓尖端，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基础课中既包含科学理论基础，也包含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而专业课则突出先进性、前瞻性，与世界学科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在授课方面，多数科学家授课的内容科学水平很高，授课方法也很好。比如钱学森、严济慈、钱临照先生等就是这样。严老讲话带些家乡口音，他曾抱歉地向同学们半开玩笑说，他讲话有些“南腔北调”，请大家谅解。但他授课深入浅出，讲解生动，富有启发性，很受同学欢迎。也有的科学家因不太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讲课内容偏深，教学法也缺乏优势，教学效果受些影响。但总体情况很好。

钱学森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需要做到理与工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他认为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钱先生的这一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包括教学计划的制定、师资的选聘、亲自授课、亲自指导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研制小火箭、亲临一线教导学生如何作毕业论文，并参加和指导毕业论文答辩等，皆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才培养实践的检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在他实际主持近代力学系工作的八年（1958-1965）中一共招收了一千多名力学系学生，他们当中后来涌现了8位院士，8位将军（7位少将、1位中将），376位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们成为活跃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技战线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曾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近代力学系1960级毕业生范维澄院士还成为2022北京冬奥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重点专项专家组组长，为实现“科技冬奥”做出重要贡献。

他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决定和影响了中国科大毕业生的特色，而且带动和影响了全国众多高校向着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向整合，从当年全国只有一所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导致后来出现多所科技大学、科技学院、理工大学和理工学院。

访谈组：您刚刚讲到钱学森培养人才既重视理论教学、又要把必要的工程技术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培养研究型工程师或者说技术科学家。这必然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生课业压力太大，形成了科大教学“重、紧、深”的特点。后来社会上有一段顺口溜就是：“富清华、穷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您当时作为力学系的学生，您感觉课业压力大吗？

张瑜：我最初听到这个“顺口溜”是在1964年初，当时中央要求开展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负担。中国科大是校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做的教改动员报告，那时候我刚留校任教，亲耳听了这个报告。“富清华”的提法是指清华是工科院校，国家要花较多资金投资实验设备等。北大是文理院校，不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建设备。所以社会上觉得清华办学资金相对充足，而北大就显得“寒酸”一些。“不要命的上科大”，是指科大对学生理工都有较高要求，功课特别重，你要拼命才可能学好。

对“不要命的上科大”我确实有所感受，功课很累。当时我家就在北京城里，但也只能每个月回一次家，以便从家长处取每个月需要交的饭费。但每次回家通常只能在周六晚，吃一顿晚饭，与父母亲简单交谈一会儿，就要返校做功课了。如若久留，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周末也必须用功读书、做作业等，否则学习就会很被动。

科大在办学上总体是成功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功课“重、紧、深”，坚持办学的高标准也是必要的。但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如果过度了就有副作用，这方面也是有教训的。后来全国搞教改，中央领导人提出学校应当从学生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1/3，以减轻学生课业和活动负担，保障同学身体健康。后来国家还提高了学生的伙食标准，由先前的每人每月12元5角，提高至每人每月15元5角。当年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同学很多，每月这3元就由国家补贴了。这3元钱在当时可以使每位学生每天多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两肉。那时候买一个鸡蛋或者一两肉差不多就需要1角钱。对于中央的关怀，同学们感到很温暖。

科学院曾经发现和意识到这个问题。196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全国各项工作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各行各业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科学院党组派了工作组来科大调查，党组书记张劲夫做总结报告时我在场听了。他自我批评道，对科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最初定的标准过高了。科学院内定，要用5年时间（当年科大学制是5年）把学生培养成大学经过7年教学才能达到的程度，即相当于国外（硕士）研究生（那时国内还没有研究生学位制）毕业达到的程度。我们上专业课时，因是尖端科学专业，国内没有可用的现成教材，有不少老师只能拿着国外的教材，甚至期刊文献来上课。课后同学们没有教材复习，只能看看自己记的笔记。辅导老师也很苦，他们自己在课堂上并没有听太懂，课后往往当晚就得给同学们辅导答疑。一些同学累病了，有的不得不退学。有的同学因用脑过度，得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掉头发。这方面也是有沉痛教训的。中央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当然不只是针对科大一所学校，而是发现当时高校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科大相当典型而已。因此提出教育要改革，要扭转这个局面。那时教改的过程也不那么容易。有些老师出于良好的愿望，想保持教学内容的高水准，宁愿辛苦，也不愿意缩减自己的教学量，上级要做不少工作教改才能顺利推进。应该肯定科大师生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取得的优良成绩，毕竟出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但也影响了一些同学的身体健康，损失了一些人才。在总结科大办学经验时，不能认为课程越多、越重就越好。应该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注重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教学总量的安排要适度，使大多数同学能够承受。课程的讲授也要注意到少而精的原则。不能奢望理科要比北大强，工科要比清华强。这种想法既不合理，也不可能达到。科大的特色应该是培养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创新型科学研究人才和科技人才，同时保证学生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我们要弘扬来之不易的办学成就，同时也要注意总结经验和教训，克服不足。

2.践行理工结合，提升创新能力，研制小火箭

访谈组：看来您是非常认可理工结合这种培养模式的？

张瑜：是的。我们要充分理解，培养科技人才需要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充分理解“理”与“工”，“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内在联系。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看到培养科技人才这样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也要注意到，所谓“理工结合”及“理工结合”的程度，也是有一定针对性和条件的，不可千篇一律地要求。中国科大是一所研究型大学，重点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但国家建设也需要培养以具备工程技术才能为主要特征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需要培养理论素养很高的理论研究人才，以及大国工匠等等。所以对“理工结合”的要求不能一刀切，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有不同的侧重与模式。科大当年是为培养两弹一星和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填补我国科技空白以及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而创建的，重点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强的科技创新人才，所以在教学计划和教育实践中需要强调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这是大胆、明智的创新之举。它的正确性和深远意义已经被中国科大办学和人才培养的不凡成就所证明。

访谈组：确实，钱老技术科学的思想在他1946年回国的两次报告中都有体现。有研究表明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来源于他在加州理工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普朗特为代表的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思想的发展，钱学森也曾多次表示认可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当时钱学森在科大的教育实践是否是参考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

张瑜：钱老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是赞许的，主要赞赏其创新精神和创新氛围。同时，他也就这一点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不足提出过批评。有那么多具备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的科学家从事科大的教学工作，肯定会吸收发达国家办学的有益经验，博采众长。但我不认为是复制。因为国情不同，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有很大差别。所以，科大的办学固然与国外办学的经验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当时国内的教育方针要求教育要为国家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钱学森是深入领会并严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他提出的要发展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技术，培养技术科学人才，都是紧密结合国家实际需求，而不是直接照搬照抄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经验。我们搞小火箭在当年属于“勤工俭学”的范畴，是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但它又不仅仅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跟我们所学的专业相结合，这就是钱学森先生的英明之处。钱学森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参加的业余火箭研究小组，曾被戏称为“自杀俱乐部”，主要是培养他们的自由探索和创造精神；而我们搞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意义及得到的锻炼与提升远远不止这些，要丰富得多。关于我们如何在钱学森指导下从事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研发的事，我在2008年编著出版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中，在2009年8月22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同名文章中，以及多次讲座中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和讨论过了，在此暂不多谈。

关于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科研实践活动，我想着重说明的几点是：

1.钱学森先生不仅重视课堂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一方面用心良苦，科学、周密、详尽地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教学计划，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通过指导学生课外科研实践活动，树立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使学生具备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2.在方法上，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要求，指示研究与研制的路径，而是放手让同学们自己搞。我们几乎是在做“平地起高楼”的事。没有研究方案自己讨论确定；没有参考资料，自己查找；没有资金买很多书，自己刻蜡板油印学习和阅读资料；没有设备，自己到市场上去采购，自己组装、自己测试。真是难极了!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苦头，失败了多少次。只是搞到一定程度，取得初步成果后，钱学森主任适时地加以必要的指导。他对同学们的成绩评价很高，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他指导我们科研工作有多次。有时在我们的车间——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在全校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及其分组讨论会上。有口头的指导，也有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和指导。

3.他注意对我们科研方向的把握。当我们对小火箭的研制相对成熟，单级火箭可以打到5千公尺，双级火箭可以打到约7千公尺的时候，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有些同学出于热情和自信，力主搞射程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主任对此不赞成。他指出，那要动用国家的力量，而且我们还有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需要完成。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把现有研究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上，并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与当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以及中国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碘化银）打到具备一定降雨条件的云中炸开散播，用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来消除冰雹。1960年夏，即将进入三年级的我们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和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开展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相当好的研究成果。同时，与地球物理所的老师合作，还向甘肃兰州附近的马啣山派遣了一支小分队，用小火箭做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这项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气象局曾向我们成百上千支地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先后在内蒙古、吉林、江西、云南等地开展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活动。正是在钱学森先生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我们的科研活动取得了具有科学价值，且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有所贡献的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随后，意大利、苏联格鲁吉共和国气象部门以及苏联科学院也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向我们索要图纸。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还向我们索要了样机。我们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我们的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研制工作从1958年9月末至1960年9月前后共搞了两年，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与进展。当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向它的推广与完善时，我们适时地把研究成果和这项工作全部、完整地转交给了中国气象局。

访谈组：您提到了小火箭的事情，您当时也参与了钱学森在科大组织的火箭小组，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谈谈搞小火箭的情况吗？

张瑜：关于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具体情况，在我编著的那本书、发表的相关文章和讲座中介绍的不少了。前面我又谈到了一些要点。我想着重说明的是：钱学森先生指导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内容相当丰富，它对办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至今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发扬光大。当年参加过火箭小组活动的不少成员，在后来的科研等工作中取得较大成就的人不少。比如火箭小组的积极分子之一，我曾经的同班同学白以龙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火箭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蔡有智后来成为中国科大副校长，宋天顺成为中国科大党委副书记，1959级的学妹王柏懿后来也成为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等等。当年我们进行小火箭发射试验时，校党委第一书记郁文、校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都非常重视，他们亲临现场观看，并指示科研处把我们写的实验报告和工作日志打印成册存档和交流。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校党委副书记王卓，当年校科研处处长、后任科大副校长的包仲谋，地球物理系党总支书记等亲赴八达岭我们的人工降雨火箭发射阵地，以及我们在山间搭建的住宿帐篷前视察。

钱学森坚定支持和不懈指导的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于育人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研究和发扬光大。

钱学森先生在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之一——张瑜的毕业照。摄于大学五年级、1963年初夏。（张瑜教授提供）

访谈组：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对科大力学系首届学生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招生、制定教学计划、师资选聘、亲自授课、亲自指导学生科研实践活动，一直到毕业论文环节，他都非常关注，不断地给学生指明方向。作毕业论文阶段开始前，钱老还专门向毕业班学生作报告，教导学生如何做毕业论文。据悉，他还亲自参与和指导本科毕业生的论文答辩，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张瑜：关于教导我们如何做毕业论文的报告我聆听了。这个报告本来是要给近代力学系1958级同学作的，但其他系学生也想听。报告会在离北京中关村不太远的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剧场举行。因会场容量有限，记得近代力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全部参加，其他系同学派代表参加。

上图是1963年由钱学森主持的5807毕业论文答辩会入场券（张润卿提供）

钱学森的研究生阶段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他还以他当年作毕业论文——测量附面层（也称边界层）的经历和体验做例子说明应如何作毕业论文。他说：对附面层测量他就是认真、严格、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把该测的每一个点的数据都测准。作毕业论文不可好高骛远，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严格、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精神。

对于如何组织毕业论文答辩，他也亲临一线，认真指导。1963年12月21日下午1点半，钱学森组织试点性的论文答辩：请近代力学系二专业（高温固体力学专业）作不同类型论文的三位学生分别报告自己的毕业论文和相关工作。钱学森做质辩人，答辩地点在力学所417室。其他一些论文导师，包括黄茂光教授等观摩或旁听。之后把论文答辩的经验和要求推广到各个论文答辩组。

当年参加钱学森先生主持答辩的近代力学系1958级的三位同学分别是：后来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的王自强院士，后任中国科大副教务长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丁世有，航天部研究员张润卿。

3.学习管理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

访谈组：您之前在文章中提到过钱老重视管理科学，他的这一思想对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您后来也转向了管理科学工作，请问钱老对您的影响具体有哪些？

张瑜：咱们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视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中国科学院不仅设有六个科学学部，还特别设立了管理科学学组。钱三强、卢嘉锡等这些科学界的前辈对于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管理科学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钱学森先生也非常重视管理科学，他是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的领军科学家。他也是控制论方面的杰出科学家。他在美国被软禁期间完成的，后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发行的世界名著《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连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老师与合作者，著名的冯·卡门教授都为之骄傲，赞不绝口。当时中科院成立了管理学院（后根据教委指示统一改名为管理干部学院）。建院初期，管理学院缺乏干部，尤其是师资。管理学院的领导经中科院干部局同意，到科大说服部分老师，希望他们关心和支持我国管理学科的建设，调到管理学院从事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期间也找到了我。鉴于我对高速空气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做到相当程度，所以不想改行。管理学院的领导对我说，您可以跨学科，在继续搞高速空气动力学或气体动力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兼搞管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看我仍未下决心，就举出钱学森的例子说：钱学森先生是高速空气动力学和航空航天方面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同时也注重并致力于管理科学研究，您为什么不可以向您的老师学习呢？这句话确实打动了我。我想，以后若搞管理科学，仍然能得到钱先生的指导。

我调到管理学院的前12年（1983-1995），的确做到了跨学科。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膨胀波与激波》一书。198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他人合译的《可压缩流体动力学》一书。1988年4月我与美方教授联名，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AIAA-J）发表技术报告。1993年我指导的中国科大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直到1995年，我还在国内一级学术刊物《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激波与边界层干扰）。另一方面，我在管理学院讲授管理学和工业公司概论等管理科学方面的课程，担任管理工程系常务副主任，给中国科大指导过管理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给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研究生院评审过几十篇管理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管理世界》《科研管理》《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导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等发表管理科学方面的论文，如“培养中国高技术产业的MBA”“高技术产业MBA培养计划研究”“美、日、中企业文化比较研究”“彼得﹒德鲁克和他的名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等。1989、1990、1995年，我分别参加了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波士顿和北京举行的管理科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我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际系统动力学（International System Dynamics）学会会员和学术秘书。我还应邀参加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管理技术经济大辞典》的编写工作，撰写人才教育等类辞条74条共三万余字，并任编委会编委，该书于1995年8月出版。2001年后我重点转向管理培训。汉化并补充研发了从美国引进的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高端管理培训课程《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先后给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国家电网、华北电网、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北京电力试验研究院、冀北电力公司、冀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新疆八钢集团、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公司、徐州市经贸委，以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科院的力学所、高能物理所、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合肥分院等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成功地进行了管理培训。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志愿者专家组成员，我应奥组委相关负责同志的指派，于奥运开幕前（7月31日-8月3日）给奥运会观众呼叫中心的48名管理骨干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者》课程培训。奥运结束之际获“优秀志愿者”奖状，还获得奥运志愿者的原推荐单位——欧美同学会颁发的荣誉证书，由时任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颁奖。

总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做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管理科学这两大不同学科间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我受益于钱学森先生的教导，在管理科学方面，也受到钱学森先生的影响、鼓舞和引领。

4.亲身经历，谈钱学森办学与人才培养之道

访谈组：您是钱老在科大力学系实践教育思想的亲历者，请您谈谈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有哪些特点，对我们现在科大的人才培养有哪些借鉴？

张瑜：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准确和凝练的答案，而这正是我们今后应着力开展的工作。在此，我只就几个与其相关的问题简要谈几点意见和看法，供现在的和后来的研究者、科技工作者、高校管理者以及师生们参考。

1.钱老是公认的战略科学家。他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不仅体现在对“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远见卓识的规划、领导和研究工作中，也体现在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才的培养上。钱学森极其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不仅率先倡议创办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大，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系主任，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和骨干，而且众所周知，直到他的晚年，他最思虑和最牵挂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这是战略科学家的重要特点。

战略科学家不仅要做好自己肩负的科学研究工作，还要使我们的科技工作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我们的科技工作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逐步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跨越。我们要弘扬的科学家精神，可简要地归纳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六个方面。钱学森诸方面都做得很好，堪称表率。尤其突出、值得许多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是在育人或称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身体力行和付出，都值得引为自己的楷模，值得我们好好努力学习。

2.一位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同样，也表现在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奖掖后学上。创办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中国科大，培养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科技人才，在当年就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高校院系调整，其主要倾向是理、工分离。以清华大学为例，它原本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不仅工科方面的系科强，如机械系、电机系、冶金系、航空系等；理科方面的系科也很强，如数学系（华罗庚曾任清华数学系教授）、物理系（钱三强、周培源、王淦昌皆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等；清华非但理工科强，它的文科也很强，比如西方语言文学系（钱钟书、曹禺皆毕业于清华西语系）。它的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等办得也不错。梁启超作为国学大师之一，在清华讲授过儒家哲学课。后来，清华大学被调整为工科院校。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从中国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和实际出发，评估并汲取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教训，制定出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和教学计划，并坚定地一以贯之，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具有科大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3.深入教学第一线，下真功夫。要说科研工作忙、任务重，不知哪位科学家能比钱学森科研工作更忙、任务更重？他肩负国家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重任，还经常去我国西部作重大试验，但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从不缺课，也极少调课。有时风尘仆仆从西部赶回北京给我们上课。从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授课教学大纲、撰写教材、授课，直到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与答辩，他不放松任何一个重要环节。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他讲授的《星际航行概论》课，内容包含和体现了极高的科学成就与专业水准，同时，钱学森又具备优良的教学法，可谓杰出科学家与优秀教育家的风范并存。他作为系主任，成为其他许多科学家和教师授课的榜样。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敬业精神和事迹，在我的文稿和讲座中介绍过不少，现仅谈一例：

据近代力学系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任助理介绍，钱学森在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之前好几天，特意约主任助理和他一起去当年设在北京中关村自动化研究所的大阶梯教室。之所以把教室设在那里，是因为它容量大。听课的有近代力学系三个“上天”专业1958和1959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因座位有限，有些专家和老师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或马扎，把它们加放在教室的过道中或边角位置。还没上课，主讲教师为什么就到那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去呢？原来是去查看场地。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看黑板，考量他板书的字和图要多大，坐在后排的同学也能够看清楚。一位大科学家授课，对教学效果认真、负责到这个程度，是不多见的！称得上是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了。也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追求完美，什么叫精益求精！

4.重视人才培养中的实践环节。他亲自指导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目的是要学生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锻炼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是单纯的课堂教学难以替代的。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这些经过历史和人才培养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将其发扬光大。

5.立德树人，言传身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的高尚品德、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光照后人，成为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他热爱祖国，不甘心中华民族永远积贫积弱，不惜放弃美方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不顾美国当局的迫害、封锁，历尽千辛万苦，矢志不渝返回祖国之举几乎家喻户晓。1961年，他捐赠1万1千5百元给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学生，用于购买教学设备和计算尺的事迹令人感动。这件事业已载入中国科大的史册。

即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种比较复杂的情势之下，钱学森先生仍然不忘党的教育事业，不忘为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当时虽然身在北京，但仍然关心和指导科大近代力学系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他对从合肥前来北京向他求教的近代力学系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任助理就学生赴沈阳应去哪些航空工厂和研究所实习的事，依然非常认真负责地提出细致、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件事同样表明，钱学森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精神永不泯灭！

钱学森先生曾坦言：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是一位爱国、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可谓高风亮节，国之瑰宝。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与他的科学成就一样，同样极具价值。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培养人才这第一资源，我们有责任学习、研究和弘扬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2021年7月16日上午于张瑜教授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