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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水流出路——城市暴雨面临“鲧禹”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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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文称北京正在“为水泥河松绑”，颇有同感。现在暴雨频仍，城市小区等经常成为泽国，街道成为河流。
北京市前些年拼命用水泥衬砌河道，当时政府相关部门的理由是：“用水泥铺衬河道，能阻止水的渗漏，可以防止水草疯长，草多了会阻止水流。如果不做护岸，流水的冲刷会让河道逐渐变宽，而不少城区河道两岸，已是楼房林立，水漫上来，淹了咋办？”
学者、北大教授俞孔坚等人坚决反对这么做，认为河道不应只有单一的防洪排水功能。“河道成抽水马桶了，糊得三面光，不准长草长树，水来了，哗——全部排掉，一泻千里，上天给我们的宝贵水资源，白白流掉了。不光如此，原来蜿蜒曲折、具有蓄洪能力的河道，甚至变成危险的深沟。河流湿地的自我净化能力、生物栖息地和生物廊道、居民的休闲处所等好处，一点儿都体现不出来。”
环保人士也反对将河道硬化、渠化，认为这是人工制造的“水泥池”，阻止水的渗漏，会破坏地下水的补充。而最好的方法，是营造、保持河道的天然状态，让河流自然弯曲，两岸生长多种野生植物，让水中的水生生物与岸边的植物，虫、鸟类等形成天然的生态环境，让河水自我净化。
俞孔坚作为景观规划学者，而不是水利学者，率先倡导与实践着“生态水利”的理念，值得从事水科学的人们学习。
几千年来，“鲧禹”之争其实并未停息。“禹法”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构想，在现实当中其实处处碰壁（塘、堰、坝？）。“鲧术”名声虽然不佳，但其法术在现实中大行其道。黄河如此（如，三门峡的陕西、河南之争），洞庭湖（湖北、湖南之争）如此。江西正积极酝酿在鄱阳湖口建闸等水利控制工程。我认为，“鲧术”、“禹法”各有千秋，不宜扬此抑彼，在水资源利用与治理上应当双管齐下。
以南京为例，我在二十年前，就经常见到明改暗（城市河流改地下暗沟，目的是减少“龙须沟（有兴趣者可见老舍著作）”的治理成本，采用头痛医头的办法）的工地。作为水文学习者，当时的感觉就是无奈。既然臭味治不了或者没钱治，藏到地下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现如今，水泥森林蔚为大观，城市河网已变成屈指可数的（水流）高压线。暴雨，甚至大雨降临，城市就成了没有鱼虾的水世界。
城市水流亟需出路，其实大江大河（特大暴雨来临时，只恨水胸太小）也需要出路。
“禹法”仍应推行，势在必行。适度的、分级的“泄洪区”、“滞洪区”是必须的。应当转变“洪水预防”零风险的社会观念，学会“与水共舞”。
知易行难，落到实处更难。举一个例子，可否拿出勇气，在部分区域尝试拨乱反正，“暗改明”？（ 俞孔坚甚至称，“要我说，全国所有城市的水泥护岸，都应该拆掉！可事实相反，不少城市还在那么干。”讲话一向观点鲜明的俞孔坚这样说。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当今城市绿化用地不断增加，然而河流用地、滞水用地似乎未见增加多少，至多是环境整治而已。
耕地转建设用地以至净减少，看来几十年内难以逆转。城市、乡村的行洪、滞洪水面的增加我认为是可能的、也是无法阻挡的。吃饭靠耕地、出水靠水面!
在生态城市类建设上，依我之见是：绿化诚可贵，水而价更高。
在小区层次上，强调水面率比强调绿化率更有意义。
在法律、法规、规章等层次上给“水面率”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据称，上海水务部门已经提出了“有水保水、用水还水、出钱买水”等口号，不仅要规划和保持一定的水面率，还要保护和修复河网的良好结构，保护河流自然规律。
注：城市包围农村，在水问题上，其实城市、农村是一盘棋。当今时尚的新农村建设、土地整理等行动中，往往见到小型的塘、池是必欲填之而后快。为什么呢？可以弥补耕地面积减少，增加建设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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