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一系列签证限制，外加该国经久不散的反移民情绪，对无数处于事业发展早期的国际研究人员造成了影响。

2020年7月初，特朗普政府宣布了一项存有争议且饱受批评的政策——撤销完全上网课的国际学生的签证。

8天后，这些政策被取消——但是早已在国际学生及其同行和所在院校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和困惑。

一个月后，美国政府暂停签发H-1B签证——允许专业技术工人在产业界或学术界临时工作的签证——直到2020年底。

1月，美国政府将尼日利亚、缅甸、厄立特里亚、苏丹、坦桑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新增至其最严的旅行限制国家清单，目前总数达到了13个。

专家告诫，缺少来自其他国家的科研人才会危及美国的研究和创新。《自然》采访了5名国际研究人员，因为美国政府的签证禁令和旅行限制，他们的研究通道和愿望已经蒸发或者搁浅了。

2015年5月我从佐治亚大学获得理论化学博士学位后，便进入埃默里大学做博士后，之后一直待在那里。2019年9月，我续签了H-1B签证——总计可以持续6年。当时我也开始在中国和美国找教职工作。

2019年12月，我受邀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参加一场青年学者座谈会。憧憬着这次的邀请能给我带来一个工作面试机会，于是我当月就返回了中国。那时，我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回中国了，想着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做学术报告、看望家人和女朋友。在之前的6年里，我回了中国三四次，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一般需要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就能获得返美签证。

12月31日，我参加了签证面试，这一次美领馆工作人员问我的问题和之前不一样，比如我的计算机代码是否能赚钱——这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被问过的奇怪问题。我的签证在1月23日中国暴发新冠疫情之前没有弄好，而领馆也因疫情而关闭了。所有的签证流程都暂停了。到了2月，领事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在积极处理我的签证，所以我以为我还有机会回美国。但是新冠疫情加重了，签证禁令随即而来，所以我现在无法回去。

更糟糕的是，我从6月之后就一直没有拿到工资。因为我是H-1B签证，而且我离美超过了6个月，所以埃默里大学无法继续付我工资。

现在我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机会，疫情也使经费资助情形恶化，因此许多大学暂停了招聘。现在对我来说，最现实的目标是在中国找一份工作。我仍与我在埃默里大学的PI保持联系，对方人很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定期在线开会，一起合作论文。

鉴于目前的就业形势，而且我的专业——电子结构理论相对小众，要找到一份工作相当不容易。但是美国相比于其他国家，可能在这个领域多一些工作机会。在中国，大学通常侧重于具有高影响力的应用研究，因此只有一小部分机构会特别注重理论化学。如果我能进入其中某个机构，我仍可以做我想做的研究。如果不能进，我可能需要稍微改变一下研究方向，以便更好地适应一个更侧重于应用的部门。

有人建议我继续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因为它们有最好的条件和资源来帮我拿到签证。我给国际研究人员的建议是：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回自己的国家之前要三思。

2019年5月，我开始在康奈尔大学做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后，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博士毕业；而前一个月，我刚在巴基斯坦结婚（我和妻子都来自巴基斯坦，她当时生活在巴基斯坦国内）。这就像个梦：项目和大学都很好。我研究的是可以提升嫁接西红柿产量的基因。

博士毕业时，我申请了一年的美国J-1签证（一类通常签发给博士后的签证），并在2019年4月拿到了签证。同年6月，我的妻子申请J-2签证遭拒。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对此进行上诉。朋友和律师给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重新申请，但是至少得等6个月或8个月，而且建议我们一起申请。由于我的签证有效期是一年，我们决定在2020年4月一起重新申请。我原本计划那时候回巴基斯坦看妻子，但是之后新冠疫情来袭，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关闭了——于是我取消了那趟行程。

6月，在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签发H-1B或J-1签证后，我决定回到现在我所在的巴基斯坦。我与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谈了谈，说我不想因为待在实验室而毁了我们的项目。当时，我的研究效率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不确定后面还会有什么新的签证限制。情况很艰难。除此之外，我们一直听到各种新冠肺炎暴发的新闻，疫情给这个世界制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知道现实情况至少会把我的签证流程往后再推迟6个月或8个月。

6月30日，当我坐在机场准备飞回巴基斯坦时，我发了条推特说我退出了自己的博士后项目，特朗普的签证政策影响了许多人的研究事业，让他们难以抉择。我没有想过那条推特会在网上炸开锅，因为当时我只有95名关注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收到了大约6.4万个点赞。那种感觉很好。至少有人在看我的故事。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我将回到澳大利亚，做不同的博士后研究。我的妻子和我已经有了澳大利亚的永久签证——我们是在网上申请获得的。我们原本打算8月去那里，但是因为疫情暴发而取消了航班。

美国当前的签证政策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混乱。你可能拿得到签证，也可能拿不到。我建议考虑前往美国的国际研究人员做好后备计划。如果你的配偶或伴侣打算和你一起去美国，那么就在同一个大使馆一起申请签证。

当我还小时，我们从摩尔多瓦搬到了莫斯科。在俄罗斯读了一年大学后，我于2013年前往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化学工程。2017年，我来到了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做博士研究，研究对象从癌症转换为阿尔茨海默病。整体来说，我拿着F-1学生签证在这里待了8年。最初，我每年都回俄罗斯几次，但是过去三年我一次也没回家，因为我害怕我会被“困”在那里，失去我一直在做的所有工作。

在我所在的机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大量的博士后是移民或拿签证的。我们都感觉到了不稳定性。好在，我们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一直在回答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感觉他们在为我们争取。

那是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移民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乃至国际学生办公室也无力应对。美国的移民系统早在特朗普政府出台限制签证政策前就已经破漏不堪了。当我第一次看到现已取消的声明说要将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驱逐出境时，我的丈夫（也来自俄罗斯，持有H-1B签证在一家技术公司工作）和我便开始讨论搬到其他国家。

许多人不知道一个移民要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多少牺牲，才能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我们大部分人离乡背井，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搬到另一个国家，将自己融入另一种文化——有时还要克服语言障碍——并取得成功，是极其困难的。那是一种令人头痛欲裂的陌生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当下。

如果你认识国际学生，TA现在可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妨伸出援手。问问他们现在怎么样，即使你没办法给他们带来任何改变。知道有人关心并且理解我们受到了这些签证问题的影响，感觉会有些不一样的。

我建议国际学生寻找其他的研究训练机会。在最近的移民问题出现之前，我以为我一定会留在美国——无论发生什么。如果你觉得在一个稳定而且移民受欢迎的地方组建家庭很重要，那么就得考虑其他选择了。

这是一个充满恐惧和痛苦的时期，因为我真切地热爱这个国家。我感觉自由，但是却不再感觉安全和受欢迎了。现在我们扪心自问：美国是当前最好的选择吗？我不知道。

1月，我的祖国坦桑尼亚被列入美国最严旅行限制国家清单。最显著的变化是，坦桑尼亚人不再有资格以多样性的名义获取“绿卡”——发给永久性居民的移民证件。

由于面向技术工人的H-1B签证将一直停发到2020年底，医学院国际研究生无法住院实习，也就不能帮助护理新冠患者。我写了篇文章，谈了这些政策如何影响我追求“美国梦”。我很高兴我能为失声的人发声。大部分国际学生不敢像我那样说出来。

作为一名为了摆脱贫穷和冲突而来到美国的国际生，发现这个国家并不欢迎我们后，我对美国的看法全部发生了改变。这些政策将对留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2020年3月，我创建了F-1 Doctors，这是一个师友联络服务平台，旨在帮助国际生申请美国的医学院和牙科学院。我的联合创始人Benjamin Andres Gallo Marin和Ghazal Aghagoli都是布朗大学沃伦·阿尔伯特医学院的学生，我还召集了30多个国家的90多名导师。我们的平台发展很快，但我在6月关闭了网站，因为我们都需要空间来处理签证限制带来的问题，不过现在网站又运行起来了。

国际学生心里清楚，他们不一定非得比美国公民优秀很多，才能申请美国的医学院。即便如此，美国141所医学院中，将只有49所接受国际学生的申请——其中许多将只接受加拿大公民。我们制作了一个文档，里面包含了愿意接受国际学生的31所医学院、这些学院的助学政策以及我们在哪里可以证实国际学生确实注册入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