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博士学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说对于Marina Kovačević而言特别难，也并没有什么偏颇。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读化学专业三年级时，她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使她不得不兼职做酒吧侍者和女招待。两年后，当另一个实验室空出一个有资助的名额时，她突然将研究方向从药物化学转向计算化学。同时要做额外兼职、在实验室长时间工作，还要应对研究工作和重点领域的全面变化，Kovačević是那些超负荷工作且前途未卜的博士生们的典型代表。

插图：The Project Twins

但她非常开心。“我认为自己正处在需要待的位置上，”她说，“我热爱每天去上班。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我并没有感到压力过大。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了。”

《自然》对博士生进行的第五次调查结果印证了Kovačević的经历，呈现了在压力、不确定性以及与抑郁和焦虑作斗争的背景下有关个人回报和抗逆能力的故事。这项调查收到了6300多名正处于事业起步期的科研人员的自愿回复——参与人数为该调查十年历史上最高。这些受访者来自全球各地，代表了整个科研领域。

在调查回复和自由文本评论中，学生们表达了普遍且根深蒂固的对于学术训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霸凌和骚扰事件，以及阴郁工作前景的挫败感（请参阅“自由思考”）。今年的调查还涵盖了事业起步期科研人员提出的新问题，包括学生债务、霸凌和骚扰以及照料责任等相关问题。头一次对所有受访者提出的一个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则揭露了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些更加令人担忧的影响。

但是，就像《自然》先前对博士生所做的调查一样，积极反馈总体上超过了负面反馈：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对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定大致感到满意，这一数字与《自然》两年前进行的最近一次调查结果中的78％相比^[1]，略有下降（请参阅“持续满意度”）。

来源：《自然》2019年博士生调查

该调查是与位于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Shift Learning共同创建的，通过nature.com、Springer Nature数字产品以及电子邮件推广进行宣传。完整的数据集可在go.nature.com/2nqjndw上获取。

为提高国际参与度，除英语外，该调查史上首次提供西班牙语、中文、法语和葡萄牙语四种语言的问卷。超过三分之一（36％）的回复来自欧洲，28％来自亚洲，27％来自北美或中美洲，还有9％来自非洲、南美洲和澳大拉西亚。约有700份回复来自中国。

通过深入挖掘博士生活细节，这种调查所能揭示的内容远比传统全局粗放法来得多，来自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Ruth Gotian如是说，她是负责学生辅导的助理院长兼麻醉学专业首席学习官。“我们不想只看毕业率，”她表示，“那固然很好，但达到这个数字需要些什么？学生们是不是要一直待在实验室里？他们是否沮丧或焦虑？如果他们不开心，我们就必须找出原因。”

《自然》对选定的受访者进行了深入的跟踪采访。学生们谈到了他们的失望与成功、决定与遗憾，以及他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连同一路上遇到的障碍等等。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Anna Sverdlik表示，对博士生而言，有一个能够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挫败感的渠道很重要。大多时候没有人会真正问起。她说：“人们普遍认为博士生已经处在一个享有高度特权的位置上了。”《自然》问起了，学生们说出来了。

学生真的是在竭尽全力去获得博士学位：将近40％的受访者在远离故土的国度学习。举例而言，Mariam Fonseca-Hernández先在祖国古巴学习气象学，后前往墨西哥恩塞纳达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攻读物理海洋学博士学位。异国求学已是不易，而进入一个全新领域被证实比她预期的要困难许多。“第一年我一直在苦苦挣扎，”她说，“我的焦虑症开始发作。我想放弃一切。”

处于同样痛苦境地的不止她一个人（请参阅“工作过多和压力过大”）。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6％）表示他们曾为博士研究所引起的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在2017年的调查中，有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求过帮助，但只有将心理健康列为其主要关切之一的受访者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来源：《自然》2019年博士生调查

这一反映呼应了有关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其他调查。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018年发布的一项国际调查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中^[2]，有31％的学生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迹象，如重度抑郁、一般性焦虑或恐慌症。2015年对美国本科生的一项调查^[3]发现，大约19％的人报告说他们从所在机构获取了专业的心理健康帮助，这较之2009年的14％有所增加。“可能更多的人意识到了焦虑和抑郁的存在，”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教育和人类发展研究员、上文所述美国调查研究的主要作者Sara Oswalt说，“承认自己在经历挣扎不再像20年前那样耻辱了。”

Fonseca-Hernández表示自己得到了所在大学一名心理学家的有益支持和指导，而能接触这样的资源是相当难得的。在表示曾为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的受访者中，只有26％表示他们在所在机构里获得了真正的帮助。近10％的人说他们想在自己的学校里获得帮助，但学校并没有帮助可提供。“获得服务是个问题，”Oswalt说，“没有足够的辅导员和资源可供需要的每个人使用，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这10％的人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该调查澄清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情绪压力来源。当受访者被要求对他们的主要担忧进行排名时，工作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维持工作与生活之平衡的困难赫然居于其他因素之上。这两个担忧在2017年也位居榜首。

担忧因地区而异。位于非洲的受访者尤其为经费和毕业后的预期财务压力感到焦头烂额。超过一半位于非洲的受访者将学生债务列为他们最关注的五个问题之一。与债务相关的烦恼在亚洲（31％）及北美和中美洲（29％）比欧洲（21％）高。与其他地区的科研人员相比，北美的受访者更有可能与“冒名顶替综合征” 作斗争，那是一种觉得自己配不上所在职位或根本不属于研究生院的感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在欧洲尤其引发关注。

总体而言，近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状况不满意，要做到二者兼顾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问题。有时问题在于缺乏资金。在塞尔维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没有奖学金的Kovačević在实验之余做服务生，为客人端茶倒水。“我的身体一整天都不得闲。”她说。

一些博士生还有家庭需要支撑，这是个可能会难以克服的挑战。在调查中，略高于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要照看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同样比例的受访者称他们要照料一名成年人。Fonseca-Hernández说，她不得不带五岁的女儿去一家昂贵的校外日托中心，因为校内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应该在校园里为在干活的学生提供日托服务，”她说，“要同时成为优秀的博士生和称职的父母，对我们来说很难。”

Sreejith Radhakrishnan刚开始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兽医学博士时以为自己很忙，但成为父亲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当人们开始读博的时候，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对时间投入的要求有多高，”他说，“在宝宝到来之前，我一直都在干活，但还有一点时间可供休闲。现在只有博士研究和带宝宝了。”

Radhakrishnan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项目深感兴趣，该项目涉及寻找减缓狂犬病在他的祖国印度传播的方法。他经常参观老虎保护区，寻找可被捕获并接种疫苗的野狗。他说自己花了将近四年时间筹措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资金，因此他带着额外的决心和专注开始了这一项目。即便如此，他说自己仍然经常面临冒名顶替综合征，一种超越了资格或成就的心境。“对某样事情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会意识到还有很多东西要理解，”他说，“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狗和狂犬病领域的专家，但我在分享自己的观点方面有所进步。”

总体而言，Radhakrishnan表示自己的博士项目十分合适自己，他也不是唯一这么觉得的人。读博经历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将近四分之三（75％）的受访者对他们的独立程度感到满意，其中27％表示非常满意。67％的受访者对他们与PI的总体关系感到满意，其中27％表示非常满意。

但即使是感到满意的学生也会有挫折和抱怨。45％的受访者表示随着项目工作的深入，他们的满意度下降了，这一数字略高于表示满意度提升的42％。这一发现与其他研究相呼应，其中包括Sverdlik与同事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该文章表示对博士项目的满意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

无法满足的期望可能是不满和失望的主要来源。近40％的受访者说他们的项目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期望，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超出了预期——这一数字与2017年相比大幅下降，当时2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博士项目超出了预期。

Sverdlik表示，《自然》的博士调查和类似的调查可以帮助学生们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形成更现实的认识。她说：“如果学生们知道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像冒牌货，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读博的过程中满意度会下降，那么他们至少可以为此做些准备。”

Zhou Yang没有预见到离开自己的故乡中国，前往加利福尼亚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攻读化学博士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我以为我需要担心的只有科研，”他说，“但我发现自己还得考虑如何与实验室里的其他人相处，如何和他人交流自己做的科研。在做实验之外，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事情。”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Yang发现读博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他说：“我必须要发表论文和毕业这件事真的无时无刻不在警醒我。”除了这些压力外，他还得操心自己的签证，一个许多非美国出生但在美国读书的学生所担心的问题。如果他要回到自己在中国的家休息和充电，则需要重新申请签证才能返回美国，而这一过程可能会需要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法休一个月的假，所以没能回成家，”他说，“这让我压力更大了。”

该调查还揭露了普遍存在的会令学生士气低落且破坏他们职业道路的伤人行为（请参阅“不良行为”）。总体而言，有2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遭受过骚扰或歧视，同一比例的受访者表示遭受过霸凌。性别认定为女性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报告称自己遭受过骚扰或歧视，而认定为男性的受访者中这一数字为16％。在北美洲，骚扰或歧视的发生率最高（24％），在澳大拉西亚最低（18％）。

来源：《自然》2019年博士生调查

一些受访者在调查的评论部分详细说明了自己遇到的麻烦。印度的一名女性学生写道：“像性骚扰的‘me too’（我也是）时刻类似，研究生的工作场所骚扰也需要引起关注。”比利时的一名女性学生写道：“我目睹并受到了一位学术导师的霸凌和恐吓……顶级学术教授的绝对有罪免罚现象令人震惊，这是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最大威胁（包括心理健康）。”调查显示，57％表示遭受过霸凌的学生感到无法在不担心个人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讨论自己的遭遇。

长时间工作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抱怨点。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同意“我所在大学的文化提倡长时间，甚至有时通宵工作”这一说法。同样数量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自2017年以来并没有太大变化。在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1小时的受访者中，有85％表示对自己的工作时长不满意。

博士生们并不总是确定自己投入的所有时间都能得到回报。只有2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博士项目正在为他们未来的理想职业发展做“很好的”准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博士学位将充分或显著改善他们的求职前景，这一比例与两年前基本持平。尽管全球院校的职位空缺不多的情况，仍有56％的受访者表示做学术是他们的职业首选（请参阅“学术梦想”）。不到30％的受访者选择工业界作为他们首选的下一站。其余则选择政府、医学或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岗位。2017年，有52％的受访者选择了做学术，22％选择了投身工业。

来源：《自然》2019年博士生调查

在耶鲁大学攻读分子医学博士的Matt Murray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的所有努力将去向何方的受访者之一。“我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说，“有些时候你就是厌恶一切，只想回家。”

在某些情况下，疑虑可能是一个警告信号，即攻读博士学位并不是最佳选择。Fonseca-Hernández说：“如果你有改变主意的想法的话，也许需要等一等。”尽管经历了心理健康方面的挣扎，她大部分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在生活和事业中处于一个较好的位置。“我现在凑合着能忍受自己的焦虑，”她说，“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里的人也一直很支持我。”

机构也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Gotian表示，这项调查和其他类似调查应该为努力适应学生需求的机构指明道路。她说，即使大多数学生对他们的博士项目感到满意，但他们的抱怨和挫败感也应该引起密切的关注。“我们不想再像20年前那样了，”她说，“人们变了，技术变了，就业市场也变了。我们需要不断地发展。”

尽管如此，Murray仍然觉得自己选择的路终究会是对的，即便他不知道这条路将去向何方。“归根结底，我喜欢做科学家是因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他说，“疑虑是赢不了的。”

参考文献：

1.Woolston, C. Nature 550, 549–552 (2017).

2.Auerbach, R. P. et al. J. Abnorm. Psychol. 127, 623–638 (2018).

3.Oswalt, S. B. et al. J. Am. Coll. Health https://doi.org/10.1080/07448481.2018.1515748 (2018).

4.Sverdlik, A., Hall, N. C., McAlpine, L. & Hubbard, K. Int. J. Dr Stud. 13, 361–388 (2018).

原文以PhDs: the tortuous truth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1月13日的《自然》职业版块上

原文作者：Chris Wool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