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医学与被动医疗

段玉聪（Yucong Duan）

国际人工智能评价网络 DIKWP 标准化委员会（DIKWP-SC）

世界人工意识 CIC（WAC）

世界人工意识大会（WCAC）

（电子邮件：duanyucong@hotmail.com）

1. 引言  

1.1 当代医学的双重困境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诊疗手段不断升级，如高精度影像学检查（如MRI、PET-CT、3D成像技术等）、基因测序（全基因组测序、外显子测序、药物基因组学）、细胞免疫疗法（CAR-T、CIK细胞治疗、肿瘤免疫新药研发）以及微创机器人手术（如“达芬奇”手术系统）等，这些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挽救了无数生命，并显著提升了临床疗效和患者预后。然而，在宏观层面，当前医学模式仍面临两大突出矛盾，即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同时并存。

1. 过度医疗（Over-medicalization）

• 医疗资源与检查项目的高度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医疗大城，如美国的梅奥诊所、英国的哈雷街医疗集群，以及中国的一线城市综合性医院，大量高端检查设备和专家团队高度聚集。一些患者（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倾向于“多做检查、多用药、多手术”，以期获得“更安全”的诊疗结果。

• 商业利益与技术泛化的影响：医疗机构可能为了经济效益，建议患者进行不必要或超标准的检查和治疗；医药公司或设备商也有可能通过过度营销，诱导医疗机构或医生过度使用新药、新器械。

• 对患者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反复或高成本的检查让人焦虑，医疗账单的累积也可能让个人或家庭在经济上雪上加霜。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医保体系而言，过度医疗还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推高整个社会的医疗支出。

2. 欠医疗（Under-medicalization）

• 资源和人员短缺：在偏远或贫困地区，医院基础设施落后、医生数量与质量都难以满足需求，甚至连基础的X光设备、B超仪器都不足，许多常见疾病难以及时诊断。

• 预防与保健投入不足：公共卫生预算有限，缺乏足够资金用于社区健康教育、基层健康筛查和定期体检，导致慢性病、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长期困扰当地民众。

• 社会与文化障碍：一些地区由于文化禁忌、缺少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或对现代医疗持怀疑态度，使得民众在身体出现早期警示信号时并不重视或无法获得专业帮助，往往拖到病情严重才就医。

这种“一边过度、一边不足”的局面，反映出当代医学仍以“病后救治”为主线，缺乏整体预防与全周期干预的结构性设计。尤其在老龄化与慢性病高发、医疗成本持续上涨等新挑战下，这种模式极易进一步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水平差距拉大，以及医保体系的财政压力。如何在此矛盾当中寻求平衡，进而实现更加人文关怀与可持续性的医学发展目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学者、政策制定者与临床工作者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

1.2 传统观念与当代需求的冲突

长久以来，绝大多数人的就医观念都是“有病才看医生”，一旦身体不适或出现明显症状，才到医院或诊所寻求治疗。这种被动模式在医疗资源匮乏、交通与通信不便的传统社会有其历史合理性：

• 医学技术与知识有限：过去缺乏有效的诊断工具和治疗手段，很多疾病无法在早期发现或干预；

• 社会经济水平落后：民众普遍收入不高，就医成本相对昂贵，因此只有在“必须治疗”时才不得不前往医院；

• 公共卫生体系薄弱：传统社会缺少大型医疗机构与发达的社区卫生网络，大规模预防和筛查基本不具备可行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病—治病”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包括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 慢性疾病的流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都具有潜伏期长、病因复杂、多因素交叉等特点，需要全周期、综合性的干预；

• 预期寿命延长：现代医疗与生活条件改善使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高龄群体对晚年护理、慢性病管理和生活尊严的更高要求；

• 心理与精神健康需求：抑郁、焦虑、失眠等心理疾病与躯体疾病往往互相影响，仅靠传统的药物治疗或单纯的“医学”方法无法全面解决；

• 健康理念与消费升级：人们更愿意在健身、保健、营养、心理咨询等领域投入，并希望接受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而不仅仅是“治病”。

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仍然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被动式医疗思维，只会让患者和社会在面对慢性病、老龄化及心理健康问题时缺乏有效应对方案，进一步导致“过度医疗”与“欠医疗”的分化加剧，也难以达成“健康社会”乃至“健康中国”或“健康地球”的宏观愿景。

1.3 “主动医学”与“主动健康”：概念与启示

针对上述挑战，段玉聪教授提出了**“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和“主动健康（Active Health）”**的概念，为重新设计和审视当代医学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1. 主动健康

• 作为对现行被动医疗模式的外围补充与初步探索，主动健康更多集中在个体层面的日常管理与保养。

• 具体表现包括：利用体重管理App进行每日卡路里摄入和运动消耗监测；通过穿戴式设备（智能手表、心率带等）来跟踪心率、睡眠质量；在日常饮食里注重营养均衡、节制高盐高糖；进行情绪管理与心理减压课程；定期接受常规体检、疫苗接种等。

• 这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有病才治”的被动状况，让大众意识到在平时就进行健康维护的重要性，也间接推动了保健品、健康检测、健康保险等行业的发展。

2. 主动医学

• 与“主动健康”注重个人自我保健和生活方式管理不同，段玉聪教授认为，要想从根本上突破“过度”与“欠缺”之间的摇摆，不仅需要个体自觉，更需要一套更高维度、整体性的‘无病’基准。

• 这套基准需融合哲学、伦理与现代科学的视角，从“人—社会—自然（宇宙）”的多重关系中重新定义“健康”。它不仅仅是身体无病痛，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处于和谐状态，也包含了对自我心灵、心理平衡的深层理解。

• 在这一框架下，医学将不再只是对疾病的被动治疗，而是一种对“无病”状态的主动维系和持续修复，意味着医疗行业须在政策设计、学科建设、技术研发、公共卫生投入和伦理规范等层面进行系统性升级。

以此观之，“主动健康”为个人日常健康管理敞开了一道门，“主动医学”则有望在整体医疗体系层面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撑。两者互为补充又层次迥异：前者是实践探索的起点，后者则是最终指向哲学与系统思维的高阶形态。

1.4 理论根基：从“道-德-仁-义-礼”到斯宾诺莎的“自然”

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主要关注形而下的病理-生理机制不同，段玉聪教授的“主动医学”引入了更深层次的哲学、人文与伦理元素，为医学实践赋予了全新视野：

1. 东方智慧：“道-德-仁-义-礼”

• “道”体现了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相通、万事万物相互生成与转化；

• “德”指顺应“道”而行的内在品性，是维持自然与社会平衡的核心力量；

• “仁、义、礼”则进一步将人与人的关系纳入整体和谐：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礼者有序。

• 在这种思想框架下，“健康”远不止于身体无痛或器官功能正常，而意味着个体、社会、自然三者的动态平衡与和谐。若违背“道”或破坏“德”，则会破坏平衡，导致疾病或紊乱出现。

2. 西方哲学：斯宾诺莎的“自然”理念

• 斯宾诺莎将“神”与“自然”视为同一实体，认为宇宙万物都存在于同一一元性的“自然”之中；

• 个体要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追求自由、幸福与理性，不应只着眼于自我利益或局部利害；

• 从伦理学角度看，只有当个体与整体秩序合一，真正遵循理性的原则，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健康和安宁。

由此可见，“道-德-仁-义-礼”与斯宾诺莎的“自然”虽然出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却在**“人与宇宙的交融”“个体—整体的一体化”**等关键观念上多有共鸣。主动医学正是在这些思想的互证与融合中，尝试为当代医疗模式提供一个“超越生理指标”的形而上基础。健康被视作不仅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更是个体与宏大世界秩序（社会、环境、宇宙）保持谐振的生命状态。

1.5 本报告的研究路径与目标

基于上述背景与理论脉络，本报告将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议题，以期为读者全面呈现“主动医学”如何突破被动式医疗模式的局限，并逐步迈向人机（碳基与硅基）协同演化的未来：

1. 主动医学与主动健康：概念差异与实践启示

• 比较二者在理念起点、应用场景、实施路径以及与现行医疗体系的融合方式上的差异；

• 结合成功案例与数据，阐述主动健康在居民健康素养提升中的积极意义，也分析其缺乏宏观制度与哲学基准所带来的瓶颈；

• 强调主动医学如何在更高维度上实现理论与政策相互支持，为医疗体制改革与健康服务创新提供新思路。

2. 被动医疗模式的困境与挑战

• 从卫生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维角度，深入分析现行“有病才治、治病为主”的模式何以导致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并存，以及对医疗公平、医学伦理、医保可持续性的影响；

• 通过具体案例（如新冠疫情应对、重大慢性病的预防与管理、社区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等），揭示被动医疗在快速变化的公共卫生格局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 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只有跳出“后端救治”的思维定势，才能为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健康需求奠定坚实基础。

3. 主动医学的未来发展及意义

• 探讨如何在形而上学（生命哲学、伦理学）、形而中学（政策、制度、社会实践）和形而下学（具体技术、临床工具）的多重结合下，重构对“健康”与“无病”的理解；

• 从人机碳硅协同演化的角度思考：大数据、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与主动医学的融合，将如何推动医疗“前移”至更精准、更广泛的预防与干预；

• 阐明主动医学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生态平衡、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的深远影响，为“健康城市”“健康国家”乃至“健康地球”提供新型范式与理想蓝图。

透过对段玉聪教授核心观点的梳理与前瞻性扩展，本报告将揭示：唯有当医学将目光从局限于生理指标的“治疗”延伸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多重维度的“整体健康”，并以“主动”观念主导医疗资源配置和研究创新，才能真正跳脱“过度”与“欠缺”的历史性难题，在新时代迎来医学与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简而言之，尽管“主动健康”已为个体提供了积极的自我防护与管理思路，但若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质变”，必须导入更全面、更系统、更具哲学深度与伦理根基的“主动医学”思路。本报告将通过理论阐释与实践案例剖析，为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医疗从业者以及广大公众提供可行的路径思考，助力构建一个更完善、更人本、更可持续的医疗健康未来。

2. 被动医疗模式的困境

2.1 概念与现状

在当代社会，主流的医学实践依旧深受“被动医疗模式”（Passive Medicine）的影响。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有当人们出现明显症状或体检异常时，医疗系统才开始介入诊断与治疗。从历史脉络上看，这种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 传染病防控与外科手术的突破

• 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大幅度降低了结核、肺炎、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

• 疫苗的普及有效预防了天花、脊髓灰质炎等曾致大量人群残疾或死亡的疾病；

• 现代外科手术技术（如无菌操作、麻醉学发展）以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安全饮水、城市下水道工程）极大延长了人均寿命。

2. “病后救治”视角的合理性

• 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且疾病种类和威胁明确的年代，集中力量解决急性或危重病症可以快速挽救大量生命；

• 像急性细菌感染、严重外伤、阑尾炎等“急症—修复”的诊疗思路，在拯救生命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疾病谱的重大变化（如慢性病、老龄化、精神心理疾病等日趋凸显），这种“被动式”的医学模式开始面临无法回避的新挑战。以下三大矛盾尤为突出：

1. 疾病谱变化：慢性病和生活方式相关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要死因，单靠“症状显现后才治疗”难以及时逆转病程。

2. 社会期望提升：人们不仅希望“活着”，更期待具备良好的生活质量、心灵健康和社会功能，对医疗服务提出更综合、更个性化的需求。

3. 医学技术多元化：随着基因诊断、精准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高科技手段出现，人们对早期预防与个性化干预的期望日益增长，但被动医疗模式的“后端”逻辑并未随之改变。

以下小节将从医疗资源分配、健康评估体系，以及对“无病”基准的认知等方面，进一步探讨被动医疗模式在当代面临的困境与局限。

2.1.1 医疗资源有限与技术泛化的矛盾（1）高端技术的高昂成本与资源集中

• 尖端医疗技术的高额门槛：基因测序、精准放疗、复杂器官移植等代表当代医学的先进水平；然而，这些高精尖技术往往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大型三甲医院集中，一次检查或手术费用极其昂贵，弱势群体与贫困地区很难受益。

• 商业化过度与重复检查：在一些私立医院或追求“高端化”的医疗机构，昂贵影像学检查、基因筛查、先进器械手术等被过度使用，原因包括医院盈利需求、患者对“安全”或“全面检查”的盲目追捧，以及保险体制下的利益驱动。结果是医疗资源集中于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2）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并存

• 发达地区的“过度”：经济、技术与市场化推进，使得昂贵体检套餐、频繁影像学检查和药物过度使用不时出现。这些行为并不一定对健康有明显帮助，反而增加过度诊断和医疗浪费的风险。

• 贫困地区的“欠缺”：在偏远山村或经济落后地区，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备与专业人员，许多原本可早期诊治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被拖到晚期才确诊。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时，还会爆发地方性传染病，引发更大的社会成本。

• 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当发达地区过度消耗医疗资源，欠发达地区却得不到基本保障，整体医疗支出不断攀升，但人群的健康收益并未实现最大化。

因此，简单地“引进高端设备”或“投入更多资金”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背后的逻辑是：被动医疗模式下，医疗体系的关注点仍停留在“患病后救治”，缺乏真正以健康为导向、系统性规划的公共卫生或全周期管理。

2.1.2 健康评估缺乏系统性（1）“无病”定义仍局限于生理指标

• 生物医学标准单一：当今临床上，“健康”往往用静态的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界定，一旦超过或低于某个区间就判断为“病理状态”；然而实际生活中，人类健康还涉及行为、心理、社会关系等诸多层面。

• 基于疾病分类而非健康标准：WHO 的ICD、精神医学的DSM等都是围绕疾病分类与诊断而构建，缺少对“健康正向达标”的衡量工具。即使近年出现一些健康管理App与量表，也多停留在自测与运动监测层面，难以形成公认的、多维度健康评估体系。

（2）心理与社会因素的缺位

• 缺少可操作的“身心社会”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倡导“身体、心理、社会的完全健康”理念，但在实践中缺乏具体落地方案。例如，社会支持、家庭结构、个人心理韧性等对康复与预后影响巨大，却难有标准化评价。

• 躯体治疗优先，心理关怀不足：临床环境常侧重可见病灶或急症处理，精神健康支持、心理咨询与社会融入往往被视作“补充”或“可选项”，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常被忽视或延误。

正因为健康评估主要围绕“生理指标”展开，医疗系统自然倾向在发现异常病症时再进行干预，而非广泛关注个体的身心社会全面状态。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被动”逻辑。

2.1.3 缺少根本的“健康”或“无病”基准（1）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单一视角

• 疾病导向强，健康导向弱：现代医学在“治病”方面发展完善，如ICD能细分数万种疾病。然而，对于“高层次健康”或“整体无病”缺乏一致认同或量化指南；研究与经费也更多倾向于疾病成因、药物开发、外科突破，而非对健康本身的持续维护。

• 对预防和修复缺乏同等重视：医学教育和科研体系大量围绕病理机制与治疗流程进行教学、研究，而针对预防医学、健康促进的投入和认可度相对不足，使得主流医学模式更自然地倾向“被动应对”。

（2）落实难度与社会现实

• 公共政策层面的不足：世卫组织虽在宪章中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心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但各国在政策制定、医疗体系绩效考核等环节并未搭建起明确的落实与量化标准；

• 资源和观念限制：医疗机构大多以“治病”指标（如床位使用率、手术量、出院率等）衡量绩效，医保体系也往往以费用报销和处方量衡量医生工作；缺少“防病”或“健康维护”考核，就难以激励医护人员在无病状态下开展干预。

因此，被动医疗模式下，无论是医疗体制设计还是个人健康管理，都倾向于等到“问题出现”才反应。在这一体系内，预防或综合干预虽然被口头提及，但实际投资和执行力度常难以匹敌对“救治”环节的重视。

2.2 过度医疗与欠医疗的摇摆

在上述背景下，被动医疗模式在经济利益、社会政策和公共资源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往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并存。

2.2.1 过度医疗

1. 商业利益与“先进医疗”形象

• 经济发达地区或私立医院常以高价检查和高端器械为噱头吸引患者，体检套餐或住院套餐捆绑诸多不必要项目。

• 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在某些政策设计上导致医生更易开具昂贵药品、批准昂贵手术，以获取更高报销或收益。

2. 潜在危害

• 资源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被投入到检测价值有限、边际收益低的筛查或治疗中，挤占可能更需要的患者；

• 过度诊断：一些原本不会演变为严重疾病的轻度病变被发现后进行不必要治疗，加重心理恐慌与经济负担，还可能带来医源性创伤或副作用。

2.2.2 欠医疗

1. 偏远地区与弱势群体的普遍困境

• 基础诊疗设施落后：甚至连常规化验或放射检查都缺乏；

• 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当地医生专业水平有限，无法及时筛查和治疗慢性病或危重病。

2. 社会与经济影响

• 病情延误：大量可早期发现的疾病被拖到晚期，临床难度和成本骤增；

• 公共卫生隐患：贫困与教育不足也削弱了防病意识，造成营养不良、传染病扩散等问题，形成社会经济“恶性循环”。

2.2.3 无法仅靠技术升级或政策调配彻底解决

简单地增加投入或升级设备并不能根除“过度”与“欠缺”这对矛盾的根源。因为在被动医疗模式下，整个医疗体系缺乏对“无病”或“健康”目标的整体布局：

• 结构性依赖“患病—就医”流程：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的收益机制往往与诊疗数量、药品或手术量正相关；在没有相应的预防或健康评价考核机制时，就会助长过度诊断。

• 公共卫生与基层保健薄弱：当国家或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初级保健无法覆盖偏远地区，就难以实现早期预防与监测，导致欠医疗持续蔓延。

哲学与整体观的系统反思

基于上述分析，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同时存在、且在不同地区和群体反复“摇摆”成为被动医疗模式的一大痼疾。要想跳出这种局限，需要从更高的哲学与整体观层面检讨：

1. 如何建构“无病”或“整体健康”共识

• 是否能在社会层面确立一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健康评估体系，而不仅仅是“有病—没病”二元划分？

• 是否可以将身心平衡、社会融入、环境与伦理因素纳入医学核心指标？

2. 如何在制度与资源分配上实现“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全过程的有效协同

• 医保报销、医院绩效、医生薪酬、药品流通等关键制度均需改革，以鼓励主动干预、少生病、少住院，而非简单以诊疗业务量评估效率。

• 高度重视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教育、运动及营养指导，将其视为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补充”。

3. 如何在技术与人文关怀之间取得平衡

• 尽管高科技检查与治疗为某些疑难病提供了希望，但大量常见病、慢性病的管理更依赖于生活方式、心理支持、家庭与社会环境。

• 医护人员在日常诊疗中，也需要兼顾病患的精神需求与社会背景，而不是仅仅聚焦化验单与影像片。

**因此，对被动医疗模式的局限，需要结合主动健康、主动医学等新兴理念进一步思考和改革。**医学仅靠药物和手术的“事后修补”逻辑，已难以单独支持人群对健康与生命质量的更高追求。整体化、多学科的策略与制度设计，将成为未来医疗体系升级的关键推动力。

被动医疗模式是20世纪现代医学发展中一支重要且成功的主线，它在应对急症、传染病和外科领域成就卓著。然而，21世纪的医学环境日趋复杂：慢性病、高龄化、心理健康、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使原本聚焦“病后救治”的模式难以兼顾预防、康复与长周期管理，进而造成“过度医疗”和“欠医疗”并存的尴尬局面。若要真正实现医疗体系与社会健康观念的转型，需要从医学哲学到医疗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与变革，也需要将“主动健康”与“主动医学”的理念纳入核心议程，让健康从被动修复的需求转变为主动维护和全方位关注的目标。

3. “主动健康”的实践及其局限

3.1 主动健康的兴起

3.1.1 社会意识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1）健康意识的普及

•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健康科普节目、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上的“健康网红”博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大众提供了海量关于运动、营养、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 与过去“有病才看医生”的观念相比，人们逐渐形成“健康要从日常生活中管理”的理念，尝试通过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心理调节等方法来维护和提升自身身体素质。

• 在一些城市社区或公共场所，还出现了健康主题的公益讲座、健康小屋、社区健身活动等，使大众更直接地接触到预防医学与保健知识。

（2）自我健康主权的崛起

• 互联网和移动医疗时代赋予个人对健康信息更大的自主获取能力：无论是查阅疾病知识，还是对照不同治疗方案，患者都可相对主动地做出初步判断或提出问题。

• 有研究显示，过半数年轻患者会在就医前通过搜索引擎或健康社区论坛了解“症状对策”，并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生进行更多互动。患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医嘱，而是希望和医生“共同决策”。

• 这种趋势推动医患关系从“单向指令-服从”向“协作伙伴-尊重个体”转变，也使医疗服务机构不得不更加重视用户体验和健康教育。

3.1.2 技术与市场驱动

（1）自我监测设备与健康管理App的普及

• 智能穿戴设备的更新换代让个人健康数据的实时采集成为可能：手环、智能手表、体脂秤等，能够记录心率、步数、睡眠阶段、体重变化等指标，并自动同步到手机App中进行可视化。

• 一些App或平台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为用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生活方式建议或运动计划。如会根据用户的心率变异、体温波动等数据来指导每日运动量、饮食营养比例等。

• 不少科技公司利用云端算法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机器学习，为远程健康监测、个性化提醒、潜在风险评估（如心律失常、睡眠呼吸紊乱）提供了可能性，进一步拓宽了“主动健康”的应用场景。

（2）疾病预防、保健、运动和营养学科的快速发展

• 随着人们对慢性病防治和生活方式干预的关注度提高，专业体检与疫苗接种愈加普及。像一些大型企业、政府机关甚至社区自发组织年度体检、流感疫苗施打等，降低人群疾病负担。

• 健身房、瑜伽馆、普拉提工作室以及各种运动App纷纷崛起，针对不同人群需求（如产后康复、老年人保健、特殊人群康复）提供差异化的课程或服务。

• 保健品、营养补剂市场规模的高速扩张，也凸显了大众对营养干预、饮食补充的浓厚兴趣。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功能性食品和营养补剂产业已成为健康领域的重要一环。

（3）企事业单位的健康保障投入

• 越来越多公司将员工健康视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办公场所提供健康餐、免费健身房、心理咨询服务，定期推出“健康挑战赛”或“步数PK”等活动，以提升团队凝聚力。

• 一些企业甚至在内部建立健康管理部门，对员工进行慢性病筛查、健康档案管理，并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企业健康险项目，以减少员工病假损失并提高工作效率。

• 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在部分大公司已成潮流，也开始向中小企业延伸，为更多职场人带来健康福利和意识提升。

从整体来看，主动健康的兴起与社会多层因素共同作用，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疾病和医疗的认知，更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激励，使得预防与自我保健拥有了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3.2 与被动医疗模式的关系3.2.1 体制层面：尚属“外围”或“补充”

虽然主动健康在日常保健和生活方式干预方面展现出活力，但在当前医疗体制中仍处于“补充”地位，难以与被动医疗模式并行成为主流。原因主要包括：

1. 医保与医院资源的倾斜

• 绝大多数医保项目侧重对确诊疾病的支付，对预防性服务（如定期健康筛查、营养咨询等）报销力度不大；

• 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通常与治愈率、手术量、床位使用率等“治疗过程和结果”挂钩，对健康教育或社区预防投入相对不足。

2. 公共卫生投入不足

• 虽然国家层面倡导“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但实际财政预算多用于医院建设、药品耗材补贴，而对社区健康管理、慢病防控项目经费有限；

• 由于主动健康的效果往往是长期且难以量化（如生活方式干预对降低患病风险的贡献），政策制定者或社会资本对其投入耐心不足。

3. 缺少系统化融入

• 主动健康在市场化环境下由私营机构和个人需求驱动，如健身房、保健品、各种健康App，彼此之间及与医院、保险公司缺乏数据共享和深度合作；

• 行业标准、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服务质量评估等都相对薄弱，导致主动健康难以形成和临床医学一样的严谨学科体系。

3.2.2 经济与意愿层面：受限于群体差异

1. 费用与门槛

• 很多主动健康的服务——如专业营养咨询、运动康复课程、自费体检套餐等，价格并不低，白领或中产阶层较易负担；

• 社会底层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面临生活与经济压力，往往把医疗开支视为“救急”而非“日常维护”。他们更关注基本生存需求，也缺少闲暇与资源去实践主动健康策略。

2. 认知与意愿

• 主动健康理念需要接受过一定教育且对健康管理有积极意识的人群才能较好实施。例如，熟悉健身器械的正确使用方法、理解营养标签、关注心理健康等，都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

• 在偏远农村或教育程度较低的社区，“有病就上医院，没病不花钱”的观念仍占主流，主动健康理念难以深入人心。

3. 企业或社会的参与意愿

• 企业虽有动力提供健康福利，但若缺少社会或政策激励，部分企业仍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在看得见、算得清回报的领域；

• 如无法规或财税优惠配合，企业难以大规模推行健康保障项目，也不一定愿意长期投入。

3.2.3 学科定位：未能深度融入医学主干

1. 临床医学的传统权威

• 长期以来，“如何治病”是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重心，博士生培养、科研经费大量投向疾病机理研究、药物开发、手术方案等；

• 预防医学、营养学、运动学等虽然也有研究和教学，但整体位置较为边缘化，资源投入远不如临床科室。

2. 研究与产业化的分割

• 主动健康相关的创新多来自商业领域（如可穿戴设备、保健服务模式等），与临床医学界、公共卫生系统缺乏紧密联系；

• 这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脱节，难以形成一个覆盖“预防—诊疗—康复—公共卫生”的完整闭环，也妨碍了主动健康在更大范围的推广与认可。

3.3 局限与瓶颈

尽管主动健康的理念与实践为人们提供了替代“病后就医”的积极之路，但在实际应用和理论建设中仍面临严峻挑战。

3.3.1 评估标准不统一

1. 多维指标的缺失

• 大部分健康App和机构只监测简单指标：步数、消耗热量、睡眠时长等，却忽视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网络等同样重要的因素；

• 国际上也缺少一套权威的“全维度健康”衡量标准，无法客观评估一个人是否处于真正的“健康”或“无病”状态。

2. 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

• 智能设备在硬件灵敏度、算法模型等方面参差不齐，加之用户使用行为的差异，采集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存疑；

• 缺少统一的数据互联平台，不同品牌设备与App之间无法兼容、共享数据，用户难以整合多渠道信息形成完整健康档案。

3.3.2 缺乏整体哲学与伦理支撑

1. 商业化动机先行

• 许多主动健康产品由商业机构主导，营销策略常优先考虑盈利，而非科学性或人文关怀；

• “快节奏”“减肥神器”“一个月暴瘦X斤”之类的噱头充斥市场，严重干扰大众对健康的正确理解，也增加了盲目消费或错误干预的风险。

2. 无宏观“无病”基准

• 当主动健康主要关注个体饮食或运动数据，而缺少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宇宙的更高视角思考，就难以真正改变被动医疗模式下的核心思维；

• 没有一个统一、高格局的“无病”理念支撑，主动健康多停留在局部、浅层次的改善，对大规模慢病防治或系统性公共卫生提升难有决定性贡献。

3.3.3 易被商业化裹挟

1. 健康市场庞大且鱼龙混杂

• 健身房、营养品、电商平台、医疗器械、App开发等行业构成了一个万亿元级别的庞大市场，却缺乏统一标准；

• 部分商家借助概念炒作、夸大功效吸引消费者，甚至利用用户对健康的焦虑心理推销高价项目或无效产品。

2. 难以评估个体长期收益

• 主动健康干预大多需要个人长期坚持（如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地运动、饮食控制、心理调适），而人们往往缺少持久动力或专业指导；

• 缺乏大规模的循证研究来证明某种特定干预对大众长期健康效果的显著性，导致大众在众多健康理念和产品中感到无所适从。

“主动健康”作为对“被动医疗”模式的一种创新补充，通过强调自我监测、生活方式干预、社区与企业的积极投入等方式，给现代医疗系统带来了更多“前移”的思路和手段。对于那些经济水平与教育程度较高、对健康意识强烈的人群，主动健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预防慢性病、改善亚健康状态，并有效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然而，在当前“患病—就医”占据绝对主流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生态中，主动健康依然面临以下困境：

1. 缺乏政策与经济动力：公共卫生投入和医保设计主要围绕疾病治疗展开，难以形成大规模、系统性的主动健康扶持。

2. 学科地位相对边缘：临床医学在医学研究与教育中更具权威，预防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学等作为辅助地位，相对缺少科研经费和行业影响力。

3. 评估与伦理不足：缺失统一的健康评估标准，以及更高层面的哲学与伦理支撑，使主动健康的广泛普及易被商业化市场裹挟，用户难以辨别真伪或有效性。

要使主动健康真正成为未来医学模式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非永远处于“外围”，需要从制度设计、科研教育、商业模式、公共政策乃至哲学与伦理层面进行系统化变革。这也为随后的“主动医学”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技术、商业、伦理多重约束中，赋予健康更宏大的定位与实践路径，让医疗生态从“被动救治”向“主动维护”实现真正的跃迁与升级。

4. 主动医学：基于“道-德-仁-义-礼”与斯宾诺莎“自然”的高格局理念

4.1 理念渊源

段玉聪教授提出的“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在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均可找到相应的思想源头。它并不是对现代生物医学体系的简单修正，而是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下，为“健康”或“无病”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和形而上追求。

4.1.1 “道-德-仁-义-礼”的东方智慧

1. “道”：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

• 在道家及先秦哲学传统中，“道”被视作天地万物的本源与规律。老子《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一切存在都应顺应自然法则而运化。

• 在医学领域，若个体背离了人与自然同构的规律，身体机能就容易失调或产生病变；而回到“道”的轨道，则意味着生理、心理、社会等层面均能回归和谐。

2. “德”：顺应“道”而行

• “德”可被理解为依循“道”而行事的内在品质，如保持内心平衡、正向发展。对于医学来说，“德”不仅是行医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一种让个体保持身心和顺的力量。

• 个体若能秉持“德”，就更容易在生活作息、饮食、情绪管理等方面自觉遵循自然与理性的原则，从而减少疾病风险。

3. “仁、义、礼”：社会与人伦层面的和谐

• “仁”代表对他者的关爱、共情与博爱之心；“义”则指公正、正直与责任；“礼”在社会秩序层面强调尊重、分寸与秩序之美。

• 在医学体系下，若要实现真正的“无病”状态，就不仅要求个人与自然的协调，也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医护之间、医患之间若缺失“仁”“义”“礼”，整体健康就很难达成。

通过“道”“德”“仁”“义”“礼”的相互贯通，东方哲学强调“人—自然—社会”的一体化视角，认为个体身心健康必须融于更广阔的生态与人伦系统之中。对医学而言，这意味着治疗已不只是去除病灶，更包括恢复乃至提升人与世界的整体平衡。

4.1.2 斯宾诺莎的“自然”理念

1. 将神与自然视为同一实体

• 斯宾诺莎(Spinoza)在《伦理学》中指出，“神即自然”，一切存在皆在同一实体之内。这种一元论的宇宙观与道家“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个体与宏观世界密不可分。

• 对医学而言，人体也并非孤立的对象，而是自然之整体的一个维度；疾病常源自个体或群体违背自然规律和理性原则的状态。

2. 身体与心灵的理性和谐

• 斯宾诺莎提出，人的身心理应顺应自然整体秩序，若违背，则会陷入痛苦、焦虑等不良情绪或疾病；

• 在伦理层面，他强调个人的幸福与健康，需要建立在对自然法则与理性原则的深刻认知之上，而非与宇宙规律对抗或脱离。

3. 实体一元论与理性追求

• 斯宾诺莎认为，万事万物本质上处于同一个实体（自然）中，人类理应追求与自然整体相契合的理性与道德。换言之，“健康”不仅是个体生理指标的正常，也意味着和整个自然秩序相通。

• 这种“整体性健康”概念，与东方“道”的思想相呼应，奠定了主动医学在西方哲学层面的理论根基。

由此可见，段玉聪教授的“主动医学”并非只在技术或管理层面对现有医疗体系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要回溯至更深层的哲学与人文思考，融合东方“道-德-仁-义-礼”与斯宾诺莎“自然”理念，为医疗模式的升级提供更宏大的形而上基础。

4.2 “无病”状态的整体定义

在上述哲学根基之上，主动医学对“无病”有了更高维度、更综合的阐释，超越了传统生物医学对疾病与健康的二元划分。

1. 个体与自然的相互适应

• 强调身体、心理、社会关系与外部环境（如气候、生态、社区）的协调统一；

• 主动医学视角下，“无病”不仅限于没有躯体病变，更包括对生活节律、饮食、心态、社会交往的自然顺应，不违背“道”或“自然法则”。

2. 个体与宇宙的双向关系

• 人不仅受宇宙规律的制约，也能通过道德或理性行为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比如改善生态环境、传播健康理念等；

• 这意味着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不仅被动适应自然，也能主动发挥正向影响力，让周边环境与社会更健康和谐。

3. 身心与道德修养的统一

• 在东方思想体系下，“仁-义-礼”既是人伦秩序的规范，也是个人心灵修炼的重要工具。主动医学承认：一个人若能在精神与道德层面保持正向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则更容易维持身心健康；

• 从西方一元论角度看，个人若以理性和爱去对待生活，就更趋近于“自然”的完满状态，少受负面情绪或社会冲突影响。

4. 高格局的整体和谐

• “健康”被提升到更宏观的层次：不仅是个体身心的健全，还包括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多重共生关系；

• 在这种整体观下，“无病”不再只是“无可见病症”，而是一种身—心—灵—社会—自然多层面的平衡与正循环。

通过这样的全面定义，“主动医学”打破了传统医学在“治疗病症”的局限，也为医疗、公共卫生与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坐标：不单纯追求消除病症，更要塑造整体的和谐健康生态。

4.3 “主动”医疗的理论支撑

当“无病”被如此高维度地定位，医学便从以“治病”为核心的被动模式，转向以“保持与修复整体和谐”为目标的主动模式，进而在干预时有了更加积极、前置的内在逻辑。

1. 预防与干预的全面性

• 医学不仅关注个体基因、早期环境、生活方式，还涉及社会心理因素乃至人文与生态维度；

• 从基因编辑技术、胎儿期干预到成年后的心理支持、家庭关系调适等，都可能纳入“主动干预”的实践范畴。例如，在高危基因人群中提早介入生活习惯教育与定期筛查，预防重大疾病的发生。

2. 时空维度的延展

• 主动医学将关注点前移到疾病尚未出现之前，强调“防患于未然”；同时延伸至康复与长期健康管理，贯穿个体全生命周期；

• 此外，医学干预也可能扩展到群体与社会层面，如社区健康教育、环境保护政策、城市规划中的健康要素设计等，真正实现“人—社会—生态”的联动。

3. 伦理与共生的考量

• 主动医学下，医疗行为不能只考虑临床效果或经济收益，也要衡量对社会伦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影响；

• 比如，基因编辑技术在某些先天病防控上的应用，需审慎评估对人与自然的长远冲击，以及对后代基因多样性的潜在影响。这与“道-德-仁-义-礼”中的“仁”“义”及斯宾诺莎“自然”理念一脉相承。

因此，主动医学既继承了现代生物医学在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方面的科学基础，也融合了东方哲学“道德修炼”与西方哲学“自然合一”的形而上思考，使医学从单纯“病症治疗”跳升为“整体无病”的积极塑造。其关键在于主动：人们不再被动等待疾病到来，而是在更广大的时空尺度和生态视野中，借助科技、伦理与政策手段，积极营造有利于个体与社会健康的环境。

“主动医学”从东方的“道-德-仁-义-礼”与斯宾诺莎的“自然”理念汲取养分，强调个体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维度和谐。通过重新定义“无病”并赋予其更高格局的意义，主动医学超越了传统医学的被动治疗范式，主张在预防与干预层面进行全面、前移、长程的布局，并对社会伦理与生态共生高度关注。这不仅为医学自身的转型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持，也为人类未来的健康模式、公共卫生策略、社会制度设计指明了新的可能性。若能与现实中的技术创新、跨学科合作、政策推动相结合，主动医学或将成为引领新世纪医疗与文明进程的关键理念与实践范式。

5. 从个体到群体：人-机碳硅协同演化的“无病”一致性

5.1 超越个体的医学视角

主动医学认为，与传统被动医疗模式下“个体生病才医治”的观点不同，“个体健康”与“群体健康”从来不是割裂的概念。只有当个体与社会、公共卫生政策与社区实践形成有机整体，才能在宏观层面实现真正的“无病”境界。

5.1.1 公共卫生体系的前移

1. 早期监测与干预的必要性

• 在被动医疗模式中，公共卫生资源通常在传染病暴发、突发疫情或重大健康事件发生后才集中投入，往往错失最佳阻断或控制时机；

• 而主动医学强调“前置式”公共卫生：在平时就构建早期监测与主动干预体系。例如，对于潜在传染病，利用大数据和疾控网络进行预测分析，根据传播路径和风险人群进行超前部署。

2. 大数据与流行病学结合

• 主动医学背景下，流行病学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可从社交媒体、医院门诊资料、公共场所传感器数据等多源信息挖掘早期异常信号；

• 对于重大慢性病，也可通过社区级健康筛查、个体可穿戴设备收集数据，用数学模型筛选出高风险人群，实施精准教育与定制化干预，避免疾病大规模流行或病情恶化。

3. 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与社会恐慌

• 若能常态化地进行疾病早期检测、干预与追踪，就能避免在疫情暴发或慢病泛滥时仓促应对；

• 当公共卫生部门时常处于“积极预防”状态，社会便不至于在爆发期陷入恐慌，也可减轻医疗系统在高峰期的急剧负荷。

5.1.2 多元主体的协同

1. 跨学科、跨部门联动

• 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社区组织、企业、环保部门等应共同围绕“无病”目标制定综合政策，如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环境与健康可及性、动员企业开展员工健康管理项目等；

• 这种跨部门协作不仅减少了重复资源浪费，也能形成“健康—生态—经济”多赢局面。例如，在城市绿地建设中兼顾市民健身与生态保护，从而降低肥胖率和环境污染。

2. 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 主动医学强调个体健康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社区关怀、健康互助组织、家庭氛围、志愿者服务等，都可提升个人健康维护的可持续性；

• 在慢性病、老年病管理中，通过社区康复中心、老年健康俱乐部等方式，让患者在社会网络中持续获得药物指导、心理支持与同伴鼓励，减少反复住院和并发症发生。

3. 以“无病”为中心的健康促进网络

• 不同主体围绕“无病”目标形成综合性健康促进联盟：医院提供专业指导，政府制定激励政策，企业积极参与健康福利，社区开展知识讲座和互助小组；

• 如此，可将医疗的触角从单纯“治病”延伸到全生命周期的预防和调适过程，也使全民健康成为一种社会共同责任。

5.2 人-机协同：碳基与硅基的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碳基生命与硅基智能”深度协同的新阶段，既给医疗带来巨大变革机遇，也对主动医学的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

5.2.1 数据智能驱动的个体化健康干预

1. 可穿戴设备与生物传感器

• 主动医学强调个体健康的精准管理和早期干预。如今的穿戴式设备、植入式传感器可24小时持续监测血压、血糖、血氧、体温、心率变异、呼吸频率等，为医疗决策提供实时数据；

• 针对糖尿病、高血压或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系统可根据实时监测数据自动调节药物剂量或提醒用户休息与饮食注意，从而降低并发症风险。

2. AI算法的个性化风险评估

• 通过对海量人群样本和个人生物数据进行深度学习，AI可对个体的潜在健康风险进行精准预测。包括对肿瘤早筛、慢病并发症几率、抑郁倾向等方面给出评估；

• 这些AI工具不仅依据现有的临床医学知识，还可结合地理位置、生活习惯、基因特点、社交行为等多维大数据，形成更立体化、动态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3. 主动管理的平台化

• 在主动医学框架下，这些数据与算法不再只用于“诊断”或“治疗”，也用于健康维护、生态干预、心理支持等综合环节；

• 如数字健康平台可自动根据用户身体与生活轨迹数据，推送“每日运动建议”“心理放松指引”等，让个体在尚未发病时就得到及时反馈与引导。

5.2.2 人机共同体的伦理与健康边界

1. AI从“辅助”到“协同决策”的角色转变

• 随着AI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分析上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医生在某些诊断环节中的权威地位可能被智能算法部分取代或协同；

• 这对医学教育与执业规范提出新挑战：医生需适应并懂得解读AI结果，更好地将专业判断与AI分析相结合，而不是盲从或对抗AI。

2. 医疗安全与人类意志的平衡

• 当机器人手术或AI诊断承担越来越多主导地位，如何保证医疗安全、临床责任划分与人类意志尊重？若出现AI误判或机械故障，谁来负责？

• 在主动医学理念下，任何技术应用都应服务于“整体无病”追求，而不是让商业或技术利益蒙蔽了医护与患者间的人文关怀与道德责任。

3. 人机协同的社会影响

• “碳基（人类）—硅基（AI）”的协同不仅改变医疗过程，也可能对社会分工、就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 若主动医学原则能更早介入技术规划与伦理设计，便能引导AI朝“增进人类与自然福祉”方向发展，而非导致隐私侵犯、医患关系异化或社会不公平进一步加剧。

5.2.3 无病一致性的科技支撑

1. 将宏观“无病”理念编码进智能系统

• 若将主动医学对“无病”的高格局定义融入AI决策引擎中，未来AI在辅助医疗决策时将不再只根据“治愈率”“疗效评分”等狭窄指标，还会综合患者心理状况、社会环境、伦理影响、生态平衡等要素；

• 例如，在对某种手术方案或个性化治疗路径进行评估时，AI会考虑患者经济能力、家庭支持程度、术后康复环境等，尽可能协调各种维度的需要。

2. 超越单一疗效：关注长远与整体

• “主动”原则意味着医学关切的时空延展：从基因到晚年，从个体到社区，再到生物圈本身。当AI辅助诊疗不再仅锁定“近期治愈”或“短期存活率”，而是将患者长远生活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并纳入权衡，医疗行为将更具人文与生态责任感；

• 这也是碳基与硅基深度融合背景下，人类在医疗领域重新思考“何谓健康、何谓幸福、何谓自然秩序”的关键一步。

5.3 未来愿景：生态与文明的协同演化

主动医学的终极目标并非局限于让个体“减少病痛”，而是倡导一种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更深层面的和谐共生，从而在生态与文明维度上实现进一步的协同演化。

5.3.1 超越个体生命的维度

1. 健康的社会与生态影响

• 当“无病”概念扩展到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相互关联时，医院或诊所不再只是临床救治场所，也会参与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援助等宏观规划；

• 例如，为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需要从减少城市雾霾和工业排放等生态干预入手，以形成健康环境，这就需要医学与环保部门、城建部门协同。

2. 社会福利与教育结合

• 在主动医学视域下，健康教育不仅面向已经发病的患者，也要面向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包括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各类群体；

• 通过学校课程、社区课堂、企业培训等多种渠道，持续培养公众“预防胜于治疗”的意识，并教导如何进行身心调适、营养管理、环境守护等。

5.3.2 构建新型文明形态

1. “人—机—自然”三者的关系重构

• 随着人工智能与主动医学结合，医疗不再仅仅是“医生-病人”二元结构，也不止于某种技术升级，而是催生出“人机协同”时代下健康服务的新范式；

• 在此过程中，如何界定AI的角色和责任？如何让生态保护与科技进步并行不悖？如何平衡个体自由与公共利益？这些都是新型文明要面对的关键命题。

2. 主动医学赋能未来社会设计

• 若“无病”被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社会经济活动就会更加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照护以及对个体心灵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 这将帮助人类更好地反思和设计未来社会的技术与伦理规范，使我们在应对气候变迁、人口老龄化、疾病模式转变等挑战时，更具整体观和前瞻性。

5.3.3 朝向生态与文明的长远进化

1. 人类文明的自我进化与生态共生

• 在主动医学理念中，“健康”不仅关乎身体状态，也关乎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共生。个体的幸福感、社会的稳定和生态的平衡互相成就；

• 当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都能在身体、心理、社会互动与生态环境间实现和谐，或许才能真正突破疾病与冲突的恶性循环，走向一个更高文明层次。

2. 实践的可能性与挑战

• 要把如此宏大的愿景落地，需要跨越国别、跨越学科、跨越文化的广泛合作。从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政策，到企业与民间组织的积极实践，再到个体与家庭的观念转变，都不可或缺；

• 同时，经济利益、技术差距、政治博弈、教育水平等现实障碍也不容小觑，主动医学要想在现实中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在制度创新、法律保障、社会共识等多方面不断探索与突破。

“从个体到群体：人-机碳硅协同演化的‘无病’一致性”呼应了主动医学在更高维度的追求：将目光由个人身体疾病治疗，转向全人群、全社会、乃至人机融合与生态演化的整体健康。主动医学一方面继承了现代临床医学在疾病防治中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则跳出现有医疗体制的局限，倡导全生命周期、全维度的主动干预。

• 在公共卫生层面，强调早期预防、跨部门协同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 在技术与AI层面，鼓励人机协同，从数据监测到个性化干预；

• 在人类文明和生态演化层面，希望重塑“人与自然—人机”三者的关系，达成真正的和谐与可持续。

通过这样的视野扩展与伦理思考，主动医学有望为未来医学与社会的发展打开新的可能性，使我们告别病症驱动的“治病模式”，迈向“无病”与生态文明协同演化的崭新旅程。

6. 结论与展望

段玉聪教授提出的“主动医学”理念，始于对当代医学模式的深刻反思，同时融会了东方“道-德-仁-义-礼”与西方斯宾诺莎“自然”理念的哲学精髓。在生物医学技术高速发展、慢性病与老龄化等卫生难题不断叠加的21世纪，这一新思路为医学事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宏观而系统的理论框架。

6.1 主动健康与主动医学的关系

1. 主动健康：对现有医疗模式的外围补充

• 主动健康注重个体自我管理与预防干预，如健康体检、运动健身、营养咨询、心理支持等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病后求医”的被动模式；

• 但由于缺乏足够深层的哲学或伦理支撑，主动健康多聚焦个体层面或市场化服务，难以形成对“无病”高维度内涵的系统阐释，也无法彻底改变当前医疗体系重治疗而轻预防的根本格局。

2. 主动医学：在更高层面突破“病症—治疗”局限

• 段玉聪教授的主动医学，以“道-德-仁-义-礼”或斯宾诺莎“自然”理念为底层基础，试图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关系的角度，重构医学的终极目标；

• 它不仅承接被动医疗与主动健康现有成果，还赋予医学更宏大的哲学与社会关怀，让个体与群体在“无病”基准下协同演化，探讨如何真正实现个体与整体、当下与未来的多维和谐。

6.2 被动医疗模式的根源性困境

1. 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并存

• 在经济发达地区，医疗资源丰裕且市场化程度高，诱发各类过度检查、滥用新药、过度手术等现象；

• 在欠发达地区或弱势人群中，则因财政与基础建设不足，基本医疗服务难以普及，形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 简单技术或政策调控并不能彻底解决这对矛盾，背后深层原因在于缺乏面向“无病”基准的结构设计。

2. 缺乏整体视野的“无病”标准

• 当今医学在诊断和治疗层面已相当精细，但对健康或“无病”内涵的讨论常流于片面或形式化，导致预防与干预的进一步提升受阻；

• 无法从宏观或哲学角度回答“何谓健康”“人应如何与自然、社会相处”，便只能在治疗手段上不断加码，却难以扭转医疗资源错配和人群健康水平停滞等问题。

6.3 主动医学的价值

面对如此困境，主动医学所倡导的“整体无病”范畴，赋予医学在以下维度里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力量：

1. 时空维度与伦理层面的宽广干预

• 与教育、环保、公共卫生等领域深度合作：在社区营造健康文化、在环境保护中关注人类健康利益、在学校课程中系统传授健康观念；

• 这一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动，让医学不再仅着眼于医院或诊室，也让预防与干预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结合

• 借助可穿戴设备、健康App、基因测序、AI筛查等，推动碳基与硅基生命在“无病”基准下进行协同，以全息化的方式实现个人身体指标、环境信息、社会心理因素的动态监测与个性化干预；

• 当技术被纳入“道-德-仁-义-礼”的伦理框架或斯宾诺莎的“自然”观中，AI或机器人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推进全人类健康与生态和谐的积极力量。

3. 重塑人与宇宙的双向关联

• 哲学维度上，主动医学将个体视作与自然、社会环环相扣的存在，强调人类的行为和道德选择也会反过来改变所处的生态与社会系统；

• 若在更高层面上谋划医学，则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达到和谐共生，克服现代社会中反复出现的健康危机与生态危机。

6.4 未来展望6.4.1 学科体系的建立

• 多学科融合

• 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哲学、社会学、生态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整合，形成完整的主动医学学科体系；

• 这包括专业人才培养、交叉学科课程设计、跨学科研究中心等，促使“主动医学”不再停留在概念，而能在各环节落地实践。

• 学术研究与临床试点

• 在研究层面，通过开展大规模的队列研究和对照实验，验证主动医学在慢性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心理健康维护等方面的实际成效；

• 在实践层面，可先在部分社区、医院、企业等试点推行主动医学干预模式，根据实测数据和效果评估反馈，不断完善操作规范与学科理论。

6.4.2 临床与评价标准

• 统一且可操作的“无病”指标

• 从生理、心理、社会、生态四大维度出发，设计能动态度量个体或群体健康状态的复合指标，如多源生物数据、心理与社会关系评分、环境适应度等；

•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法律、伦理与行业准则，规范医护人员、技术企业与公众对“健康”或“无病”的认知与执行。

• 动态测量与个体化评估

• 采用大数据与智能系统，对用户在生活周期内的健康参数进行跟踪与对比，形成“健康轨迹”，并以此调整干预策略；

• 通过多方监管确保指标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避免数据收集或分析过程造成隐私风险、伦理争议或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6.4.3 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

• 跨界人才与文化塑造

• 主动医学的落地需既懂技术又具人文关怀的跨界人才，如既熟悉基因测序、AI技术，也能在哲学与伦理维度进行思考的复合型专家；

• 社会层面需开展广泛的健康教育、文化塑造，引导公众从短期疗效转向长远的整体健康观，让更多人愿意在生活方式与道德修养上主动投入。

• 社会共识与舆论引导

• 在媒体宣传与公共舆论中，应将“主动医学”定位为一种全新、宏大的健康理念，传达对生态、伦理、技术多维度融合的追求；

• 通过政府政策、社会组织倡导，让企业、社区及个人都能认识到主动医学是一次重要的医学模式变革，并积极参与、贡献力量。

6.4.4 全球视野与协同

• 不局限于某国某地实践

• 当今世界疾病谱与健康威胁高度全球化，主动医学若能融入国际卫生合作（如WHO、红十字会、Gavi等），则更具推广与落地价值；

• 不同国家在经济、文化、制度上各异，对主动医学的理解与推进可结合本土需求，但其核心理念的普适性和跨文化融合潜力不可忽视。

• 面向未来人类共同健康议题

• 从防控大流行疾病到应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健康风险，再到跨境老龄化与贫富差距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主动医学与全球伙伴合作将为世界带来更可持续、更包容的发展模式；

• 在AI、合成生物学、太空医学等尖端领域，主动医学也能提供形而上和伦理维度的指导，确保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境界而非相互掣肘或陷入新的“技术灾难”。

总的来说

主动医学所倡导的，绝不仅是对当前医疗体系做若干“修修补补”，更是一场基于哲学高度、道德关怀与未来科技深度结合的医学模式变革。它将“健康”的思考扩展至生理、心理、社会、环境、伦理等全方位互动，主张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双轮驱动下，让医学从“消极治疗”走向“积极维系与优化”。

当社会与科技持续迭代，在慢性病、老龄化、环境危机等多重挑战交织之下，主动医学的理念有望为新世纪医疗事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可行方向。从临床与公共卫生体系整合，到学科体系与评价标准建设，再到跨文化全球协同与伦理构架落地，主动医学若能在各方面取得突破，将彻底重塑人们对医学和健康的想象。它的核心内核——“从整体无病角度出发，为个人与生态创造更和谐、有序、可持续的共生”——或将成为21世纪医疗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让人类在“道-德-仁-义-礼”与“自然”理念的交汇处，开辟一条超越以往、面向未来的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