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中国青年报》透露：两篇标题都为《试论财经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的硕士学位论文除了“致谢”不一样之外，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这两篇论文的作者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胡春林和广西大学的黄晓慧。前者获得学位的年度是2004年，而后者则是2003年。从时间上看很显然，不论黄晓慧的论文是不是存在有抄袭的嫌疑，胡春林的论文无疑是抄袭的。所以，华中师范大学及其文学院的两级学位委员会便紧急行动起来，召集专家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宣称要在6月2日公布调查的结论。    现在是6月3日了，胡言还没有看到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结论。估计天亮之后应该能看到吧。其实，那结论是没必要去看的。既然两篇论文一字不差，抄袭是肯定的；既然是抄袭了，注销胡春林的硕士学位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想必，华中师范大学在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肯定会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义正词严地怒斥学术不端行为，并号召全校师生以此为鉴，始终保持良好的学术道德云云。

 

    但是，胡言很想知道的是，在那即将问世的调查结论中，胡春林的导师将会被如何提及。按照惯例，胡春林的导师对胡春林同学的抄袭行为应该是“不知情”的，尽管这个导师还不是院士，而且在指导胡春林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指导研究生的资格。所以，华中师范大学极有可能在注销胡春林的学位的同时，象征性地批评一下他的导师员怒华，大意就是：胡春林抄袭他人论文纯粹是个人行为，员老师对此并不知情；但作为导师，员老师负有“管理不严”的责任。这已经是各高校在处理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时所采用的一个俗套了。

 

    胡言之所以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这些文字，是因为很担心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结论落入这样的俗套。在别的抄袭事件中，各级相关的委员会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和推理来说明导师确实对“研究生抄袭”不知情，确实只需要承担“管理不严”的责任。但是，在处理胡春林的这个“抄袭”事件时，再多的证据和推理恐怕都难于让员老师全身而退。因为，在胡春林那篇全文抄袭的硕士论文中至少还有一段话是他自己写的，这段话就是“致谢”，而正是这“致谢”把员老师死死地捆绑在了同案犯的位置上。

 

    胡春林的“致谢”是这样写的：“我与员怒华老师传阅论文和交流感想，只能通过邮寄和打电话的形式。但员老师给予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她曾多次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的论文进行从头到尾的审阅，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调整结构，删加内容。”

 

    胡言真心地希望员老师真的是曾经“在百忙之中”多次对胡春林的论文进行过“从头到尾的审阅”，并且也曾经“不厌其烦”地教学生“如何调整结构，删加内容”，因为这是一个导师应该而且必须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失职甚至是渎职！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经过员老师的“审阅”并在员老师指导下“调整结构，删加内容”之后的论文居然和别人早一年写出来的论文一模一样，旁人会产生怎么丰富的联想？

 

    所以，员老师最好还是承认那学生所写的“致谢”其实都是杜撰。这样，员老师就可以和“抄袭”划清界限了。但是，和“抄袭”划清了界限，员老师又不得不背上一个“纵容学生作假”的罪名：既然那“致谢”是杜撰的，而员老师又对记者宣称看过胡春林的论文并觉得“最起码基本规范符合”、“达到硕士水平”了，这是不是说明员老师当初对学生言过其实的“致谢”是一种坦然接受的态度呢？这种“坦然接受”是很危险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学术不端：假如说胡春林的这篇论文不是抄袭的，而且水平确实很高，那么一旦哪天获得了一个什么学术奖，对胡春林的论文进行过“从头到尾的审阅”并且也曾经“不厌其烦”地教学生“如何调整结构，删加内容”的员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沾不少光？

 

    胡言这么说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近年来出现的那些研究生学术不端事件，有哪一件不和导师密切相关？学生辛辛苦苦做出了一些成果，平日里对学生不闻不问的导师可以问心无愧地把自己的大名署上，学生投机取巧出了问题，导师就用一句“不知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样的导师要他有什么用？这样的导师不处理他几个，又如何能保证研究生学术不端事件不再发生？

 

    所以，胡言真心地希望有望在今天天亮后问世的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结论中有对胡春林的指导教师的相关处理意见。至少，从胡春林抄袭事件上，华中师范大学乃至所有的研究生培养单位都应该吸取一些教训，那就是：学生的“致谢”是不能轻易地接受的；导师们应该记住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功不受禄”。

 

注：转自博客“ 胡言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