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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兼容性看中华族群“人为状态”聚落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

已有 367 次阅读 2019-6-4 10:23 |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量子概率, 不兼容属性, 不确定性原理


从不兼容性看中华族群“人为状态”聚落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

 

 

张江在《当概率成为复数——量子概率简介》【百度文库】文末的展望中说,“当我们领教了复数概率以及量子概率体系的威力之后,冷静地思考,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兼容属性对。我们能否将量子概率应用宏观体系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在宏观世界中找到不兼容的属性对。”

中华族群的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是不兼容属性对吗?

本文尝试从中华族群的演化过程看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分工演化,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专业分工合作以谋求中华族群在自然的竞争生存过程中,探寻族群生存与个体生存、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或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量子概率概念体系中的不兼容属性对吗?

 

不兼容性的含义

 

《当概率成为复数——量子概率简介》说,不兼容属性是量子概率——将概率论扩充到复数域的最特别的概念,也是区别复数概率和经典概率的本质所在。

所谓的不兼容属性就是指一个客观事物所具备的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不能同时得到确切的测量值。当你知道了属性A的确切值之后,你就不能获知B的确切值了。我们知道,量子力学中有很多测不准对,这些测不准对,例如同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或者是能量和时间就是不兼容属性对。

 

定义:(不相容属性对)假设属性Mm个不同的属性值


这些属性值张成了m维线性空间,并且每个属性对所对应的子空间彼此垂直。另有一个属性N,它也有m个属性值

这些属性对应的子空间也张成一个m维的线性空间,如果,则称MN这两个属性不相容。

   从图形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假设m=2,这样M这个属性的两个属性值就张成了一个平面。那么N这个属性的两个属性值张成的二维空间

也是,这就意味着,N对应的是中的另外一个坐标系。如图所示,黑色的坐标系就表示M属性,蓝色的坐标系表示N属性。


不兼容属性的测量

 

不兼容属性对的三个特点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兼容属性的三个特点:


两个属性必须是同一系统的两个属性;

两个属性不能同时测准;

两个属性能利用不兼容属性定义的线性空间刻画。

 

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演化

——从中华族群的生存演化过程看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演化

 

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赫胥黎说“在与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其它社会组织竞争中,那些内部成员真诚团结的群体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吕思勉说:“人类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吕思勉.《中华政治五千年》】。就是说,人在生物层面的进化最大的特点是以合作成群的方式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演化,演化的过程也是组织方式的进化过程。人类和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的是专业分工合作成群的能力。从中华族群的演化历史看,适应不同的劳动工具或生产力发展水平,专业分工并选择出与之适应的人力资源组织形式是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专业分工首先表现在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生产的专业分工

 

人类专业分工合作成群,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专业,一类是为社会私人利益而组织的生产活动,一类是为公共利益而组织的生产活动【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公共利益的组织为族群生存生产一个安全有序的生存环境,社会私人利益的生产组织在上述安全环境中专业从事生产活动,并为公共利益缴纳一定的公共资源(地租或徭役)。我们把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生产组织-氏族,铁器时代—秦朝至清朝时期的生产组织-家庭,现代科技时代—现代国家的生产组织-公司视为第一类,这类生产组织形式是随着生产劳动工具的演化,人类在利用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试错选择出最能适合劳动工具的人力资源组织单位从自然中开发资源(本质上也是开发人类自身人力资源)。石器时代,考古显示,为了适应石器劳动工具,人类选择的劳动组织形式是氏族【张光直.丁山等】。到了春秋中叶,劳动工具有石器演化为铁器,生产组织相应的有氏族演化为家庭【秦晖.吕思勉.】。从十九世纪开始,现代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劳动工具由铁器转化为现代科技,生产组织相应的有家庭演化为公司【《江村经济》】。这类生产组织生产私人生存所需的衣服、粮食、住房及交通工具等产品,并向公共利益组织贡纳地租和徭役;我们把石器时代的聚落形式-“封建国家”和侯国,铁器时代的聚落形式-郡县集权帝国和县,现代科技时代的聚落形式-现代国家和县视为第二类生产组织。这类聚落结构是随着劳动工具和生产组织的演化而演化,为了在和其他社会组织或自然竞争中生存,中华族群通过试错选择出与之适应的聚落组织生产公共产品。夏商周时期,为了在与周边其他社会组织竞争生存,中华族群进化选择出侯国聚落组织和国家联盟聚落组织形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器演化为铁器,生产力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氏族演化为家庭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废封建,置郡县”,由侯国演化为县,国家联盟演化为集权帝国【张荫麟.《中国史纲》】。到十九二十世纪,劳动工具有铁器演化为现代科技,人口又一次大量增加、并经济全球化,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家庭演化为公司【《江村经济》】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由家庭式的县,演化为公司式的县。由家庭式的集权帝国演化为公司式的现代国家【科斯.张五常.孔飞力】。这类聚落组织为族群生存生产公共产品:生产战争为国家提供安全服务,生产祭祀(或礼法、政治等【韦尔南《古希腊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为国家提供内秩序服务,治理洪水等为国家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等,并向社会劳动组织(氏族、家庭和公司)征收地租或徭役【孔飞力.《叫魂》】。

 

人类是生活在与自然隔离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中

 

第二类族群聚落组织为公共利益组织生产国家安全服务、国内秩序服务及公共设施的过程,含义着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为族群生产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从而确保族群在与自然或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生存。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说:“一个文明的生长程序可以看作人类逐渐创造一个较大而且较复杂的环境,不但通过生态系统中较广范围中的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而在自然环境中如此,而且在社会与精神的境界中亦然。而且,虽然野蛮的猎人居住在一个在许多方面与野兽没有什么不同的环境(纵然这个环境已为语言的使用以及一大套的文化中其他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而文明人则住在一个差不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用来将他自己从纯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赫胥黎把上述人类从荒蛮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称为“人为状态”环境,他把“人为状态”的族群生存环境比作人为创建的园艺,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由人来维持,靠人而存在。他还说如果没有园丁的精心管理,没有园丁对处处存在的宇宙过程的反作用进行顽强阻挡和反抗,“人为状态”顷刻就会消失殆尽:围墙坍塌,园门朽坏,四足动物入侵,吞噬,践踏园中实用而美丽的植物...,【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类族群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被淘汰,就会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景象。

张光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把中华族群文明产生的演化历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村落社会阶段。仰韶和青莲岗文化时期,村落是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个体以氏族为单位结合成村落聚落结构,如姜寨村遗址显示的聚落结构;第二阶段,村落联盟阶段-邦国(或城堡)阶段。龙山文化时期,村落群体结合更大的村落联盟-城址遗址聚落结构,如陶寺古国,阳城岗等显示的聚落形式。第三阶段,国家阶段,二里头和商周文明时期,龙山时期的城址遗址聚落结构进一步联合成为“国家联盟”【黄川田修】的聚落形式。这个演化过程是个体结合成群体,并且规模不断的扩大直至国家或文明产生的过程,就是中华族群在荒蛮自然中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创建的“人为状态”环境,并不断演化为更大聚落的过程。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远古中国展示厅中,从某种程度上理解展示的逻辑就是中华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生存环境的演化历程。旧石器时代的中华祖先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的环境是自然山洞,如北京人居住的山洞,就是人类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竞争而占据的居住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洞也是“人为状态”的环境。仰韶时期,中华祖先走出山洞,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环境是具有壕沟环绕的村落,如展厅模型展示的中国第一村-姜寨村遗址模型。龙山时期,随着劳动工具的精细化,生产力提高,人口大量增加【张光直】,中华祖先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将仰韶时期的村落进一步联合,构建了具有城堡和村落的二级聚落结构的“人为状态”的环境,如展厅中展示的良渚城遗址和陶寺古国的考古遗存。到了二里头时期和商周时期中华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构建起更大规模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具有二级聚落结构,如展厅展示的二里头王都遗址、商周王都遗址等,都是中华族群在自然中生存竞争中逐步构建起“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演化的考古遗存。

中华族群创造的“人为状态”的环境从产生到演化至今,从聚落的“稳定态”【《再思考古学》.张光直】角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个等级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我们把中华族群构建的聚落结构—国家,如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秦朝至清朝的郡县集权帝国,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视为第一级“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中华族群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文化信仰基因的作用下,始终围绕中华大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这片土地上构建中华族群的“人为状态”生存环境;而把中华族群构建的聚落结构,如夏商周时期的侯国,秦朝至清朝的县(家庭式),以及现代国家的县(公司式)视为第二级“人为状态”的聚落,这里聚落组织多分布在溪流的附近【许宏.《何以中国》】,并且其地理位置和区域自产生至今基本未变。从中华族群聚落结构的演化历史显示,该级聚落结构从夏商周时期的“候国”,到秦-清郡县集权帝国时期的县,再到现代中国的县,县的地理区域界限从产生至今基本未改变过,并且在信仰体系上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城隍【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具有时空不变的稳定性。“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组织和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聚落环境是组织利用资源在与自然宇宙的反作用力平衡的过程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

 

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的演化过程

 

中华文明形成的演化过程,是二级“人为状态”聚落环境演化形成的过程,是公共产品和社会产品生产专业分工的过程,是三级组织结构形成的过程。人们常常把生产分工为公共产品生产和社会产品生产的事实,当作理所当然的既存事实而忽视了其背后意义。人们常常忘记了自己不是直接生存在荒蛮的自然中,而是生存在由公共组织生产的“人为状态”环境中。人不是以个体的形式与自然或其他社会组织竞争,而是以整个族群结构的形式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张光直】。从社会的角度把整个族群分为国家和社会,从经济生产的角度把族群结构分为公共产品生产和社会产品生产,这不是中华族群一开始就存在的既有事实,而是中华族群为了和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手段。

    仰韶时期的氏族村落,从姜寨村落遗址的发掘考古还看不出公共产品与社会产品生产专业分工的迹象,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共同生产,所以仰韶村落时期也叫氏族公社时期【郭沫若】。到龙山时期的村落联盟时期,考古遗存已经揭示了像战争和祭祀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开始有某个氏族专业化生产的迹象,如陶寺古国的金字塔式的墓葬显示,代表军事权威和祭祀权的玉器、卜骨和陶器等被某些氏族所垄断,张光直说不同的专业分工可能与不同的血缘氏族相联系【张光直】,并且其居住空间上都在具有城址的聚落核心区域,表明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社会产品的生产开始专业分工。到二里头时期,考古发掘已明确的揭示出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社会产品的生产的专业分工。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中说,考古显示二里头时期的从事与军事战争和宗教祭祀的相关手工业者,如青铜礼器和武器的生产者、玉器和陶器等这些用于战争和祭祀的器具的生产都集中在王都区域,其他次级聚落区域基本未见。金字塔型的墓葬群结构显示,代表军事和祭祀权利的青铜器与某个氏族的墓葬所垄断。在《商文明》中张光直说具有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基本集中在王都区,殷墟王陵区金字塔的墓葬结构群显示,商王族垄断了军事和祭祀等这些公共产品的专业生产的权利。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演化产生的过程,是伴随着公共产品与社会产品专业分工的过程,是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三级组织结构演化形成的过程。所以吕思勉所说“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斯密《国富论》中说的专业化生产能极大提高产品的生产率。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专业分工,极大的提到了公共产品——“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生产能力,是中华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的关键。

中华族群三级组织结构的关系是这样的,以秦朝-清朝的家庭--帝国为例,其中第三级组织-家庭(村落)被包含在第二级聚落县中,第二级聚落组织县为第三级组织提供治安救灾等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第二级聚落县组织被包含在第一级聚落集权帝国中,第一级聚落为第二级聚落提供不受外敌入侵的安全服务、提供祭祀礼仪确保国内秩序的服务及治理黄河确保不受洪水肆虐的服务等。所以从专业分工的角度看,第一和第二级聚落组织负责公共产品的专业生产,就是为族群的生产生活提一个“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第三级组织负责社会产品的生产,就是养育后代,繁衍生息,并向第一和第二级聚落纳贡地租和徭役。三级组织分工协作为中华族群从荒蛮的自然中创建出了一个“人为状态”的生态环境,中华族群就是在这个人工生态环境生生不息,演化至今。

中华族群形成的这样两级聚落,三级组织和资源分配的方式,是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不以人的生物个体的新陈代谢而改变的客观存在,是中华族群在自然竞争中选择的生存手段,是中华族群在恶劣的自然环境竞争生存、繁衍生息至今的原因。

     下面我以稳定的“人为状态”聚落-县,为例来分析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人为状态”聚落-

——稳定不变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单位

 

石器时代的聚落形式-侯国,铁器时代的聚落形式-县,现代科技时代的聚落形式-县在中华族群的生存演化中是一个稳定的公共组织单位,其行政和地理区域基本未改变过。夏商周时期,为了在与周边其他社会组织竞争生存,中华族群进化选择出侯国聚落组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器演化为铁器,生产力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氏族演化为家庭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废封建,置郡县”,由侯国演化为县【张荫麟.《中国史纲》】。到十九二十世纪,劳动工具有铁器演化为现代科技,人口又一次大量增加、并经济全球化,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家庭演化为公司【《江村经济》】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由家庭式的县,演化为公司式的县【科斯.张五常.孔飞力】。

  中华族群聚落结构的演化历史显示,从夏商周时期的“候国”,到秦-清郡县集权帝国时期的县,再到现代中国的县,县的地理区域界限从产生至今基本未改变过,在信仰体系上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城隍【孔飞力】,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具有时空不变的稳定性。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说“秦汉时的县,实为古代的一国,此乃自然发达而成的一个政治单位。...今文之说,见于《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趋势所发达而成的政治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承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即是将此等政治区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说,见《周官.职方氏》,公之地方百里,候、伯、子、男,递减百里,乃根据东周以来的事实之说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说:今鲁,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说的公国了。此等国中,实包含许多政治单位,而其自身并非一个政治单位。更大的国,如晋、楚、齐、秦等,就更不必说了。大率方百里为一政治单位,实从春秋以后,直到现在,未曾有根本变更。因为县这一区域,从来没有变动过。”【P144《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历代设县的辖境范围变化不大,秦朝的县大致有一千个,到今天还是两千多个,而今天的疆域刚好是秦朝的倍多些。”【《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唐晓峰】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说,直到今天,县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行政单位,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比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

县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未曾发生改变

   县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演化的过程中未曾发生改变。夏商周——石器时代,县的前身——侯国的公共组织是氏族式的,社会组织是氏族组织(严格的说,夏商周时期,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是一体的,彼此界限不清楚,就是说还未有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是家国一体的聚落结构形式);秦汉-清——铁器时代,侯国演化为县,公共组织由氏族式的侯国演化为家庭式的县,社会组织由氏族演化为家庭(相比于夏商周时期,国家和社会分离,即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分离);现代中国——现代科技时期,公共组织由家庭式县演化为公司式县,社会组织由家庭演化为公司。

在上述演化过程中,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人为状态”的县聚落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未发生改变,县聚落一直是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专业分工合作生产,共同推进聚落体系的生存发展——公共组织负责生产公共产品:如县聚落的治安、治水、交通、救灾及教育等公共事业,社会组织负责社会再生产:衣、食、住、行等养育后代,繁衍生息,同时向公共组织缴纳赋税和徭役。


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是不兼容属性对

——以现代中国县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为例

 

第一、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同一系统的两个属性

 

从上述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仰韶、龙山到二里头和商周的演化看,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是“人为状态”聚落的两个属性——公共组织利用公共资源生产公共产品——战争、祭祀、治水修路等;社会组织在“人为状态”聚落中进行社会再生产,同时向公共组织贡纳公共资源。

   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和现代科技时代的演化看,“人为状态”的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两个属性都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组织方式由氏族式、到家庭式、再到公司式的演化,“人为状态”聚落一直是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专业分工合作生产的产物。比如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描述的现代中国公司式的县,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专业生产合作模式——就是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利用公共资源构建良好的交通、绿化、治安及教育医疗等环境,吸引优质的企业到本县进行投资建厂,发展经济。社会层面的公司及家庭在“人为状态”聚落中安居乐业,同时为本县创造公共税收资源,共同推进县这个“人为状态”聚落系统的发展。

 

第二、公共组织的属性和社会组织的属性不能同时测准

 

   公共组织的属性和社会组织的属性是不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个属性是无法同时测准的。公共组织利用公共资源在不同专业之间分配过程是在政府层面上发生的,比如,以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描述的现代县为例,一个县要投资改善某个区域的公共道路交通,其决策、投资的过程是在政府的层面上先发生的。而后我们才看到来本县进行投资的企业——社会组织进行组织生产。就是说公共事件和社会事件不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这两个属性是无法同时测准的。

 

第三、从不兼容属性对定义看县级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定义:(不相容属性对)假设属性M有m个不同的属性值,这些属性值张成了m维线性空间,并且每个属性对所对应的子空间彼此垂直。另有一个属性N,它也有m个属性值,这些属性对应的子空间也张成一个m维的线性空间,如果,则称MN这两个属性不相容。

 

在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把公共组织专业分工合作生产县级“人为状态”聚落过程中的不同专业看作公共组织的不同属性,并且专业分工的不同专业,含义着彼此没有交集,两两正交(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含义),可以看作不兼容属性定义中的“属性M有,它有m个不同的属性值,这些属性值张成了m维线性空间,并且每个属性对所对应的子空间彼此垂直”;把社会组织中的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看作不同属性,并且专业分工的不同公司含义着彼此没有交集,两两正交,可以看作不兼容属性定义中的“另有一个属性N,它也有m个属性值,这些属性对应的子空间也张成一个m维的线性空间”,并且因为公共组织是在根据社会组织需求的基础上而设置的,两者处理的事件属性和数量是相同的,满足,所以可以把县级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可以分别看作为MN这两个不兼容属性。

 

总之,中华族群的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同一系统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不能同时测准,同时这两个属性能用量子概率定义的不兼容属性的向量空间刻画,所以中华族群的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是一个不兼容属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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