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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模型看中华族群的生存演化

已有 571 次阅读 2019-4-20 15:43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信仰模型看中华族群的生存演化

 

“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

——哈丁

 

前文我们说过,人类作为自然界一部分,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其生存发展也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法则【哈耶克.赫胥黎】。但人类的生存竞争是在生物和社会信仰两个层面的竞争。生物层面的竞争表现在经济资源使用效率上,那些最能有效使用资源的族群在生存竞争中有很大的优势;社会信仰层面的竞争表现在族群的统合秩序上,那些能通过信仰统合族群有序团结一起,同时又能发挥个体竞争本性的族群在生存竞争中更有竞争优势【赫胥黎.伦理进化论】。在介绍了中华族群在生物层面上的生存竞争演化后,本节从信仰层面理解中华族群生存竞争演化,那么中华族群在信仰层面的生存竞争的演化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竟的是什么呢?

 

“宗教是历史的推动力”

——戈丁.《数学概观》

 

若没有约束,人类之间必是自行其是的兽性竞争【荀子】,其结果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张五常】。人若要在自然中竞争生存,必须分工互助合作成群才可能在与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中取胜【郝胥黎】。人类结合成群有效使用资源的合作规则可以阐释为伦理或信仰体系【马丁.哈耶-克致命自负】(人类社会个体之间的合作规则——信仰与张五常所说的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规则——合约【《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具体可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所讨论的儒家伦理与西方权利之间区别)。从中华族群文明演化的历程看,仰韶时期,个体以氏族为单位结合成村落群体。龙山时期,村落群体结合成为村落联盟式的邦国,直至二里头和商王朝国家联合体—国家联盟时期。这个过程是个体结合成群体的规模不断的扩大直至国家或文明的产生,同时更是伴随着北方黄河流域祖先崇拜和南方长江流域自然崇拜信仰体系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产生的【《从神话到历史》.《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张光直说,作为自然崇拜信仰体系中高高在上的神的“帝”的兴起与“商朝及其统治氏族占据至高地位这一点正相合拍”,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揭示了中华族群生物层面上演化是伴随着信仰层面(也是费孝通所说的社会人的层面)的演化同时进行的。中华族群若没有社会精神信仰上的发展演化成熟,进而统合凝聚族群,中华文明不可能产生【《从神话到历史》】,侯国或“国上之国”的聚落形式无法形成和存续。中华族群的演化有力的证明了“宗教是历史的推动力”【《数学概观》】。

 

中华文明是多个文化圈相互作用交流融合的结果

——张光直

 

苏秉琦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划分为六个文化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燕辽文化区;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山东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江浙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以鄱阳湖——珠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唐晓峰P3】。张光直说:“假如我们将大约公元前7000-6000年期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3000/2000年期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比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起初,有好几处互相分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是有鉴于后来的发展,但在公元前7000年时并没有人会知道这种情况的。后来,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有新的文化出现,而旧有的文化继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他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是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他们便是最初的中国。”【《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张光直】。宫本一夫说,来自黄河上游的卜骨、黄河中游的礼乐、二次葬的祖先崇拜、牺牲的农业祭祀和黄河下游的陶器礼仪装置以及长江流域的玉器为代表的太阳神崇拜的交流融合,或者简要说黄河流域的粟、黍农业社会以父系血缘组织为中心的祖先祭祀及农业祭祀与长江流域的稻作社会的太阳神崇拜合为一体,这可说是二里头文化以后的文化形态。【《从神话到历史》P307-311

 

中华族群的信仰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神权、礼法和现代伦理

 

中华族群约束竞争的信仰体系发展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现实社会通常是三类并存的。第一阶段夏商周,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对应着石器劳动工具和纳贡(或奴役)组织工具的生产力水平【《从神话到历史》】,对应的聚落形式为氏族、侯国和国家联盟;第二阶段秦朝至清朝,是君臣父子礼制和天命思想,对应着铁器劳动工具和命令的组织工具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对应的聚落形式为家庭、家庭式的县和集权帝国;第三阶段为现代中国,是君臣上下的伦理思想【梁启超】和现代天命思想,对应着现代科技劳动工具和市场合约的组织工具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对应的聚落形式为公司、公司式的县和现代国家。上述中华族群的信仰体系的演化,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族群在社会层面的演化过程,中华族群社会信仰层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实体,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他可以在生物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乡土中国》】。是一种如自然法则一样的中华族群的社会运行法则【荀子】。并且这种信仰“是一种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孔飞力】。

因为约束人的自行其是的动物本能而使其合作成群,含义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义着信仰或伦理的存在【赫胥黎,张五常,哈耶克】。不一定是大家广为熟知的佛教、基督教等类型的信仰。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神权信仰,秦朝到清朝的纲常礼制,现代中国的伦理体系,因为其功能都是约束人的动物兽性而使其合作成群,确保在自然竞争中生存,以郝胥黎伦理进化论的观点看,都是不同形式的信仰体系【进化论与伦理学】。事实上,上述中华族群的三个阶段不同的信仰表现形式具有统一世界观或哲学体系,是同一信仰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李泽厚】。

 

中华族群的信仰体系有两个侧面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这里介绍的信仰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中华族群的信仰体系可以分为两类:横向的祖先崇拜,纵向的天命思想【《永乐帝》】。

 

祖先崇拜——

 

我们可以把祖先崇拜、君臣父子之礼制及现代儒家伦理信仰视作一类【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如夏商周时,从殷商王陵墓葬区的不同等级氏族有不同规格的墓葬,这就是祖先崇拜信仰体系在墓葬结构上的物化表现;秦朝-清朝,瞿同祖在《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介绍的不同阶级其在住房、出行、墓葬等方面都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君臣父子的礼制信仰的物化表现;现代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根据不同等级的官员享有不同规格的墓葬,就是现代君臣上下的伦理思想的物化表现【梁启超】。祖先崇拜在人的生物层面的功能在于统合凝聚族群,维护各级聚落以等级秩序统合在一起,经济上在于约束资源在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分配,如上文说的资源从社会向国家聚集,确保中华族群维护“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资源得以持续供给。

 

自然崇拜——

 

信仰体系的另一类是自然崇拜或天命思想【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史华慈说,上天是权利合法性的终极来源【《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如夏商周时期,《盘庚》中,若商王和大臣若不能成功迁都治水,置百姓的生命与洪灾不顾,上天中的祖先就会惩罚他,或撤销大臣祖先在上天的位置等。这些都是自然崇拜的含义。

秦朝-清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天命思想解释说,“在中国的信仰体系中,华人族群把自己创造的人为环境的秩序——包含不受自然洪水侵害的自然秩序和不受外族入侵和内乱扰乱的秩序,看作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比如,知县所辖的县发生了洪水灾害而其又救灾不力,就说明知县失去了天命,因为得天命的知县,其所辖的县运行的如宇宙秩序一样有序,百姓安居乐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每个职位,上至天子下至知县代表着天来养育百姓,若官员所辖范围发生了动乱或者天灾使百姓不能生活,就说明该该官员缺乏神性,就必须离职。...官吏的才干是由神性决定的:在其管辖的地区内所发生的骚乱或无秩序,不管是社会性的,还是宇宙气候方面的,足以证明他们缺乏神灵的恩赐。这时,无需问什么理由,官吏都必须离职”【韦伯.《儒教与道教》】。

当代中国,共产党把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天命,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现代中国党和政府努力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确保国家在军事上不受欺辱、国内秩序安定有序、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背后都是中华族群的自然崇拜、天命思想在现代中国的表现。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统一在一起的

 

自然崇拜和天命思想的功能在于促进群体中个体有规则的竞争——有约束的发挥个体动物的竞争天性,在规则约束下发挥聚落群体的竞争力,经济上侧重于公共资源的合理规划有效使用,确保资源按照不同比例用于战争、祭祀和治水等,确保中华族群“人为状态”环境得以持续有效维护。困难是这两类信仰在社会实际运作过程中是一体的,不容易分开。实际上,中华文明的产生就是伴随着两类信仰体系的融合而出现的【史华兹.宫本一夫】。

 

“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

——哈丁

 

“宗教信仰是历史的推动力”【《数学概观》】,哈丁也说“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为了理解中国,我们把上述信仰体系看作模型【《数学概观》】,从信仰模型推动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视角理解中华族群的演化发展。

 

信仰模型——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看夏商周时期的资源流动

 

夏商周国家联盟时代,在神权信仰的约束下,如《禹贡》和张光直《商文明》中描述的,资源沿着黄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从村落氏族到侯国,再到商王室的流动集中过程,背后推动资源集中的动力不仅是物理的交通运输力量,还是中华族群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信仰体系这个无形之手的力量。

中华族群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信仰体系,约束着各级聚落组织的资源使用。商王国的村落中的劳动氏族,氏族首领为了保住其在本氏族内部的地位和保住本氏族在整个商王国信仰体系中的位置,氏族首领必须组织本氏族成员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养育本氏族的成员,同时向上级聚落组织-侯国纳贡一定比例的地租和徭役【《禹贡》】。侯国的氏族首领为了保住其在侯国的内部的地位和侯国在商王国信仰体系中的位置,侯国首领必须谨慎使用纳贡而来的资源为本侯国治内乱、救灾等确保本侯国内生活的氏族族群生活安定,同时侯国向商王室向商王国纳贡一定比例的地租和徭役,例如盘龙城的首领向商王贡献青铜,其在商王国信仰体系中的位置可以有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商王室的商王,为了确保其和其氏族在信仰体系中的位置,商王把从各侯国纳贡而来的资源,合理规划谨慎使用,一定资源用于战争御敌,一定资源用于祭祀确保国内秩序,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治水以免自然洪水肆虐等,确保“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得以维护和存续,和天道自然一样延续。从而商王尽到在自然崇拜中要求的天职,尽到其天命【盘庚.天职和天命】,从而确保商王氏族在祖先崇拜信仰体系中的位置。

韩建业研究的殷商王陵墓葬的结构表明,从殷墟墓葬区的结构看,在空间上距离王陵区较远的墓区,其所属宗教在家系上与王族处于较远的关系,同时在阶层上也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些氏族或宗族和可能是在商王朝的领域内掌管着城邑,他们的纳贡从各处城邑聚集到王都或商王手中。商朝的国都殷墟就是这样一座祭祀都市,在这里,聚居着支撑王权的宗族或氏族,不断举行祖先祭祀,并宣誓保持群体的统一【《从神话到历史》P367-368】。

 

信仰模型——天命思想和礼法纲常看秦朝-清朝时期的资源流动

 

秦朝-清朝帝国时代,在君臣父子礼法纲常和天命信仰的约束下,如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描述的,资源沿着黄河长江淮河及京杭大运河,从村落家庭到县,再到明朝廷的流动集中过程,背后推动资源集中的动力不仅是物理的交通运输力量,还是君臣父子的礼法纲常及天命思想这个无形之手的力量。

在君臣父子纲常礼制和天命信仰的约束下,帝国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家长为了确保自己在家庭中和其家庭在帝国信仰体系中的位置,家长必须组织本家庭成员从事农业劳动以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同时向上级聚落单位——县,缴纳一定比例的地租和徭役,这样家长才算尽天命履天职,保住其在君臣父子信仰体系中的位置【《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

知县为了确保自己在县域内父母官的位置,为了保住本县在帝国信仰体系中的位置,知县必须完成征收的地租,把一部分地租缴纳给帝国,把一部分在地租用于本县的治理——叛狱和救灾等【顾炎武】,这样知县才算尽天命,履天职,才能保住其在信仰政治体系中城隍的位置【《王氏之死》.史景迁】。 如黄仁宇《明代的漕运》说隋朝时扬州的职位因为经济资源的贡献大而升为太守级,史景迁《王氏之死》中,知县因为处理帝国分派的财政不力而被革职,背后都是天命思想和礼法纲常的信仰力量。

皇族的皇帝,为了保住其君主位置和天上信仰体系中天子的位置,皇帝必须谨慎利用从各地纳贡而来的资源,一定比例用于对外战争,一定比例用于国内礼仪秩序,一定比例用于黄河治理等,这样皇帝才算尽天命履天职,才能保住其君主和天子的位置。孔飞力在《叫魂》中生动的描写了天命思想的信仰力量,促使弘历对扰乱社会秩序的叫魂案进行认真的追查,因为叫魂引起的社会恐慌和混乱,是皇帝失去天命的表现。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不同等级的阶层其墓葬等级及规格有严格的区分。同时这种等级制度,严格的约束着各阶层向公共利益贡献资源,否则其会失去在信仰体系中的位置。就这样,信仰或伦理具有了哈丁所说的分配资源的功能,成了历史的推动力【《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

 

信仰模型——现代天命思想和伦理秩序看现代中国的资源流动

 

现代中国,在君臣上下的现代伦理体系和天命思想约束下,如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公司向其所在的县分成其产品增值,县再一定比例的产品增值和中央分成。其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现代君臣上下的伦理体系,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韦尔南——宗教信仰与政治体系是相同的,都是信仰体系的表现】,对中央贡献的大小,决定着其地位的高低。如在县级区域竞争的下,经济发展好,给中央上交增值税多的县官员升职的机会多【《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在《变革中国》指出,共产党以服务人民为自己的天命。北京的中央为了确保整个中国这个聚落环境的安全,如《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描述的从各县集中的资源,北京必须合理规划资源的用途,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国防军队建设,确保国防安全。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公安司法,确保国内秩序的安定。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长江黄河的治理、高度铁路公路的建设,确保聚落内自然环境的安全便利。这些行动的背后信仰推动力就是天命思想,共产党为了能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其必须合理规划,有效使用集中而来的资源,确保国家国防安全、国内秩序稳定及不受自然洪水等侵害-确保其治理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安全,才能证明其权利的合法性。

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第三条规定:墓穴用地,根据干部级别,划分为三级区,安葬者须按照各区各级顺序及面积大小使用,不得挑选和扩大。第一区,安葬县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团级以上干部。墓穴地长12尺,宽6尺或长12尺,宽12尺。第二区,安葬省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军级以上干部。墓穴地长18尺,宽18尺或长24尺,宽24尺。第三区,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其墓穴地大小另行规定。根据此规定,公墓墓区的划分是:庙前是县团级干部墓区;庙后东侧是地委级干部墓区;西侧是省委级干部墓区;再向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墓区。中华民族就有重视长亲的传统。依逝者威望、声誉、资历等的不同,在丧葬的地点、规格、礼仪、墓穴的大小及耗资等诸方面有所区别。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修建时也是如此安排的。根据逝者在党和政府中担任的职务高低,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贡献大小,在墓穴的规格、安葬的地点上也有所不同。这并不是共产党讲等级排场,而是只要谁对历史,对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人民就以最高规格安葬谁【百度百科.八宝山革命公墓】。

历史跨越三千年后,我们吃惊的发现八宝山革命公墓背后的信仰结构与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安阳殷墟墓葬群揭示的信仰体系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怪不得孔飞力说“这是一种不一定会随着现代社会的诞而消失的人类信仰体系”。

 

横向的祖先崇拜、君臣父子礼法信仰是约束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确保县域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地租资源得以集中。纵向的自然崇拜、天命思想是约束知县或天子把公共资源—征得的地租有效的用于公共事务,确保君主管辖的国家一级聚落,知县管辖的二级聚落的“人为状态”的环境得以有效维护,从而确保中华族群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生存。

中华族群生物层面上演化是伴随着信仰层面(也是费孝通所说的社会人的层面)的演化同时进行的。中华族群若没有社会精神信仰上的发展演化成熟,进而统合凝聚族群,中华文明不可能产生【《从神话到历史》】,侯国或“国上之国”的聚落形式无法形成和存续。中华族群的演化有力的证明了“宗教是历史的推动力”的论断【《数学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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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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