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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族群的进化(之八)

已有 622 次阅读 2019-4-20 08:21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中华族群的进化(之八)

——现代国家阶段

 

现代国家(AD1911——)

 

由铁器到现代科技

 

中华族群在使用铁器劳动工具近2000年后,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类积累的对自然的认知又到了一个引爆期(上一次是人类发明铁器劳动工具),自十八世纪,西方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中华族群被推上了全球生存竞争的舞台。中华族群若要生存,只有适应现代科技,实现工业化,并迅速进行社会再组织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毫无疑问,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一般认为,中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这甚至比保持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文化的完整性更为重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诞生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族群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竞争中取得了民族独立,为第一阶段。孔飞力人为,该阶段的社会组织变化表现在,中华族群力争把与国家竞争税收资源的中间肩客——绅士、地主等从国家与农民家庭之间通过土地革命的手段清除出去,从而达到国家对农民土地税收的控制,集中资源和军事力量把入侵的西方列强赶出中国【《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社会组织由农业社会的家庭/县(家庭式)/朝廷——演化为计划经济国家的家庭/县(计划式)/中央(计划式)的组织模式。第二段从19492006年,国家与西方的经济竞争中完成了从农业社会的家庭/县(计划式)/中央(计划式)的社会组织模式——到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公司/县(公司式)/现代国家的社会再组织,争取国家富强,为第二阶段。之所以把2006年作为划分节点,原因一、是在该年国家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国家的财政税收完全从工商业来源,意味着国家工业化的完成,意味着中华族群的劳动工具由铁器的劳动工具转化为现代科技劳动工具。原因二、是劳动合同法(草案)于2006年颁布(虽然2008年才正式实施),放在中华族群历史的长河中看,其背后的意义非常。劳动合法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权有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保护,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之间的组织方式有律令转化为市场合约,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自由的组建公司【《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意味着延续了2000年的劳动组织单位——家庭,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劳动组织单位——公司,同时家庭式的县和国家转化为公司式的县和国家,意味着社会再组织的整个过程基本完成。

 

从家庭到公司

 

我们把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描述的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对乡村制丝的影响作为窗口——看西方科技对劳动组织—家庭,这已经在中国已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劳动组织结构的影响,看西方科技对中华族群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影响,看中华族群在与西方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源。

费孝通说,“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之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

    1909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例如1907年,两国出口量几乎相同。但到1909年,日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而且从此以后,日本一直保持优势。事实上近年来,日本的出口量几乎是中国的3倍。从我国外贸角度来看,自从1909年以来,蚕丝逐年减产。以前,蚕丝通常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30%,而从1909年至1919年的平均数下降至17%。从1923年以后,出口量变就此一蹶不振。...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蚕丝贸易的不景气。”

蚕丝价格方面,1934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样质量的丝,1934年的价格水平仅为1930年的三分之一。”

费孝通说:“为了提供蚕丝的质量和产量,在蚕丝工业中工厂取代家庭手工业是一个普遍过程,并不限于这个村庄。近二十年来附近城市机缫丝业的发展极快【《上海的蚕丝工业》】,城市工业吸引农村劳力,无疑这种人口流动对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改革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阻止这一过程。但村庄里的小型工厂为当地原料供应所限,未能充分利用村里现有的劳动力。相反,它也不能阻止农村人口的外流,我已经在上面表明,1935年有3216-25岁的女青年住在村外,她们在无锡丝厂工作。我在村里的时候,震泽又开了一家蚕丝工厂。村中更多的女青年被吸引到工厂里。本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挣工资的阶层并不是村里的传统结构。农业雇工非常少。劳动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进入商品领域。只有在家庭手工业衰落的情况下,妇女劳动力才在村里形成了一个市场。

但技术的改进,劳动组织由家庭转化公司,蚕丝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未能使村民的经济收入有所改善。费孝通说在开弦弓村,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时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费孝通说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江村经济》.费孝通】

   就是说,中华族群若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胜,仅仅是技术和劳动组织单位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社会再组织——需要政府由家庭式的县转化为公司式的县,家庭式的集权国家转变为公司式的现代国家,以中华族群整体的形式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竞争【张五常.科斯】。而这个转变过程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中间有革命战争、有政治运动、有生命的代价,是一个试错、选择的进化过程。

 

中国社会的再组织是国与国经济竞争压力的结果

 

为了适应现代西方科技的生产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华族群的组织结构必须由农业社会的家庭//集权帝国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公司/县(公司式)/现代国家,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再组织过程,这个过程科斯说不是人为理性规划实施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勇于“试一试,看一看”试错选择的结果,是“边缘革命”对政府压力的结果【《变革中国》】,是中华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竞争生存的结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

 

从家庭式政府到公司式政府

 

科斯在《变革中国》中说,四大“边缘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转变,而其中最重要的“边缘革命”——“经济特区”,从孔飞力的华人移民史的视角说是这样的——

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说,“就其实际功能而言,今天中国的“经济特区”多少类似于一种“边缘飞地”,是帝国主义为了和外国商业利益而建立的“通商口岸”的现代版。当年,各种“不平等条约”曾经在20世纪激起人们大众的愤慨,特别是反对为外商提供各种减免其进口税的优惠待遇,反对在中国的法庭上偏袒外国人,中国革命最终彻底铲除了这一切不平等待遇。然而,当我们再度审视今天的经济特区时,我们又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现象,历史上的通商口岸,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可以在那里进行交易的飞地,是那些守旧的、企图寻租的官员难以插手的飞地。虽然那些通商口岸是外国人强加于中国人的,但是,中国商人和清政府无疑从通商口岸的经营之中赚回了大笔钱财。

   那么,如果我们再度回顾更早远的岁月,在那些通商口岸之前的“边缘飞地”是什么呢?那是些允许中国人和欧洲人在中国制度管辖范围之外从事交易的特殊的多元化混杂的场所,是那些欧洲殖民帝国和土著王朝控制之下的港口城市。那么,如此看来,那些繁忙的外国港口,从马尼拉、巴达维亚、槟榔岛、新加坡、澳门、长崎、曼谷到香港,不都是在中国之外,有华商与外国人共同经营的“经济特区”吗?

   所有这一切“边缘飞地”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中国商人可以在中国政府的严格管辖之外,去和外国人做生意。中国并未准备通过将市场开放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可以完全在不受政府管辖监督的情况下相互交往谈判,不能允许其国家安全和社会平衡因此受到损害。然而,中国沿海民众,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贸易,因此就只能走向海外,无视政府禁令,不顾个人风险,到中国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缘飞地区做生意。最后,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此类边缘飞地,就是各“通商口岸”;再后来,中国政府在战略性营销、管理与制造中心建立了“经济特区”与“开放口岸”,今天的特区与历史上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今天的这些边缘飞地是由中国政府创立的,对于进入该地的所有华商和外资企业实施的任何优惠条件和免税政策,在设计上都必须首先符合中国的利益需求:相似的历史功能,但处于崭新的管理模式之下。”【《他者中的华人》.孔飞力】

关于“经济特区”,科斯在《变革中国》中说,“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的建立,198414个沿海城市对外资的开放以及1990年浦东新区的发展,都极大地刺激了区域性经济的增长。1992年以来,各式各样不同级别的工业园区——有时也叫高新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较为著名的两个项目是1994年建成的苏州工业园区及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苏州工业园区有中国及新加坡两国政府共同运营。......除了国家级工业园区,还有数以千计的省市县级工业园遍布中国各地。许多乡镇政府甚至拥有不止一个工业园。”

“随着工业园区不断增多,为了赢得投资,各地方政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去说服投资者选择自己的园区。......工业园区常常会针对不同的企业提供不同的服务以满足它们各自的需求,比如提供便利的劳动力及材料供应渠道,协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招聘高级人才等。”

在上述大段的引述中,我们关注的重心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中国社会组织完成了再造。第一、通过这些“边缘飞地”到“通商口岸”到“经济特区”再到“工业园区”这个过程中,以海外华人侨胞为主要桥梁,把西方科技引进到中国,完成了延续2000多年的铁器劳动工具向现代科技劳动工具的转变。完成了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的出路在工业化的历史使命【《江村经济》】。第二、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在试错选择的过程中,劳动组织由律令式的企业或家庭演化为市场合约化的现代公司,占据历史近2000年的劳动组织——家庭演化为适应现代科技劳动工具的公司。第三、中国的各级政府由农业社会时的律令式或计划性的政府,转变为现代市场合约式或公司式政府。

 

公共资源的集中方式由有律令征收到市场合约

 

 

随着上述中国的各级政府由农业社会时的律令式或计划性的政府,转变为现代市场合约式或公司式政府,政府的税收方式也由传统农业社会的律令式征收,转变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合约分成。其实,政府是家庭式政府还是公司式政府本质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家庭或公司)之间的物质关系上。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说,...这就带来一九九四的一项重要的发展。从那时到今天,一个地区或县的工业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而这个税率是全国一致的。县本身的分成,是此税的四分之一,也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另一方面,一间小企业可以选择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业税(视乎企业的性质而定)来代替。利润或所得税是有钱赚才交,这里我们不管。我们的讨论也可以不管商业税—没有利润也要付的。增值税给政府带来最高的收入,县干部最关心此税。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税:产出价格扣除原材料与其他一些琐碎费用之后的百分之十七。”——这个17%产品增值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工业园区的环境建设、为企业提供的人才引进、银行贷款等服务的价格。就如《明代漕运》中2995万石的粮食税,本质上是县和帝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本质是一样的,但在政府的功能和税收方式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政府是被动的治理,税收采用的是律令征收的方式。而现代的中国政府在职能上主动为公司提供服务,在税收方面与公司采取合约分成的方式。

 

——稳定不变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单位

 

   中华族群聚落结构的演化历史显示,从夏商周时期的“候国”,到秦-清郡县集权帝国时期的县,再到现代中国的县,县的地理区域界限从产生至今基本未改变过,在信仰体系上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城隍【孔飞力】,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具有时空不变的稳定性。

许宏在《何以中国》中说“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位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何以中国》P45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说“秦汉时的县,实为古代的一国,此乃自然发达而成的一个政治单位。...今文之说,见于《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趋势所发达而成的政治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承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即是将此等政治区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说,见《周官.职方氏》,公之地方百里,候、伯、子、男,递减百里,乃根据东周以来的事实之说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说:今鲁,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说的公国了。此等国中,实包含许多政治单位,而其自身并非一个政治单位。更大的国,如晋、楚、齐、秦等,就更不必说了。大率方百里为一政治单位,实从春秋以后,直到现在,未曾有根本变更。因为县这一区域,从来没有变动过。”【P144《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

唐晓峰在《写给孩子的历史》中说,“传统的县,不但有稳定的地盘,含有稳定的居民,可能有很多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的家族。县里居民的口音,习俗都有自己的特点。历史上,我国行政区划制度各朝各代不尽相同,高层政区有的叫郡或者州,有的叫道或者省,它们不但名称老变,分化方法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上层怎么变,县市中是基本单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历代设县的辖境范围变化不大,秦朝的县大致有一千个,到今天还是两千多个,而今天的疆域刚好是秦朝的一倍多些。县是最贴近百姓的一个区域性的行政单元,农工商学兵,山林路关卡,样样要管。县太爷是为全职首长,他的责任真是不小。用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机构吧万里江山一块块管理起来,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原来可能是各蛮荒之地,只要一设立县,就会逐步开发起来。”【《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税负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原因有很多,其中,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的性质,并深深根植与中国官僚行政机制的传统之中,这也许还与每一特定县址相关联的礼仪崇拜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P21

施坚雅说,11世纪后(但尤其是在近几百年里),尽管中国人口从地域分布和数目上不断扩大,但中国县级单位的数目保持在一种令人称奇的稳定水平之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P70

直到今天,县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行政单位,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说,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比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通过承包合约而把经济权利授予县,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论:中国应该取消城市吗?赞成的认为:经济权利落在县之手,但政权却是城市的干部较高,冲突不容易避免,这会扰论整个制度的运作。是复杂的话题,我没有跟进。二〇〇七财政年度起,县直接汇报财务事项到省政府,跳过了市,但其他政权还是市高于县。【《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

 

变化中的不变性

——三级聚落结构和人工生态系统

 

由秦-清时期的农业社会演化到现代中国的工商业社会,三级聚落结构和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构建聚落结构和人工生态系统的工具。现代民族国家时期(AB1911-),这个时期从19112006年(当年农业税取消,生态系统所需的物质和能量不再主要依靠铁器劳动工具从农田中开发)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这个时期生产者的劳动工具从农业时期的铁器演化为现代科技工具、组织工具从命令演化为合约或市场、生产单位从家庭演化为公司、第二级聚落组织(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由律令组织资源的县级聚落组织演化为以合约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县级聚落组织、第一级聚落组织(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由以命令组织资源的集权帝国聚落组织演化为以市场组织资源的现代国家聚落组织【科斯.张五常.孔飞力】。

 

从中华族群演化至今的历史,回头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与周边社会组织和自然的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中华族群演化选择了三级稳定的聚落结构形式夏商周时期,第一级聚落是“国家联盟”第二级聚落是侯国,第三级聚落是村落氏族组织。秦朝—清朝时期,第一级聚落是郡县帝国,第二级聚落是县,第三级聚落是村落的家庭。现代中国,第一级聚落是现代国家,第二级聚落是县,第三级聚落是公司(经济层面上是公司,信仰伦理层面上是家庭,就是说经济和信仰是分离的,而在农业社会,家庭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伦理组织),这三级聚落结构分工合作,第一级聚落从自然中开发资源,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给氏族/家庭/公司自己进行社会再生产,一部分纳贡给县或国家县或国家为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建构出了县和国家两个等级“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确保了族群在其中进行再生产。

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这三级聚落组织为中华族群的生存构建了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三级聚落组织专业分工合作既从自然中开发的物质和能量,又和自然宇宙过程【赫胥黎】做生存竞争,以维持中华族群“人工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所以“人工生态系统”可以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百度百科】。中华族群的人工生态系统”如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自然”,如宇宙的运转体系一样和谐。

这三级聚落构建的“人为状态”聚落环境或“人工生态系统”是中华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的手段,从二里头产生起至今都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构建聚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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