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研究生都会受到导师的影响。有些研究生导师是保姆型的，什么事情都要管，这种老师相对比较辛苦，学生论文产出相对比较多，然而因为管得非常琐碎，导师容易流于细节而忽略更重要的大局，同时导致学生容易比较懒、甚至毕业后的冲劲变小；有些导师则是放羊型的，这种情况下研究生直接学到的技术比较少，研究生的成果主要靠自己的努力, 据说过了几年后，这类导师连自己的学生名字都想不起来。这两种极限状况的研究组在国内都存在，这两种状况都有许多欠缺；而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介于两者之间某个黄金分割点，导师恰当地抓大放小，题目有难度、但是难度在研究生的能力范围内，并且因材施教。

我前段时间很偶然地阅读到赵恩广教授的旧文，这篇文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表；我征得赵恩广老师的同意后在这里公开。赵恩广教授的导师是我国原子核科学领域的大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先生。于老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严格而不失和蔼、培养学生立志高远，做事做人方面言传身教、润物无声。赵恩广老师这篇文章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资料，他记述的于敏先生事迹对于我们后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也是一个极佳的参考。

-----------

我的导师于敏先生

赵恩广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1963年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于敏先生。那时我国还没有学位制度，因此也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一般高校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为四年制，所以我应当在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四年；后来由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原因，我的研究生学习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但是，我在这两年中从于先生学到的东西一直影响着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到原子能所的中关村分部报到时，管研究生的同志给在原子能所本部的于先生打电话，询问把我放在分部还是放在本部。于先生的答复是放在中关村分部，后来我才理解于先生这一决定对我后来所走的道路的重要影响。

   当时于先生还有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吴慧芳。在学习的第一阶段于先生布置给我们的习任务是读Rose的《角动量理论》一书。当时我对这一布置并不太理解，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习，而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才逐渐体会到角动量理论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不断地应用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任务是仔细阅读夏蓉的《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中文的原子核理论书籍，是根据杨立铭先生和于敏先生在成都的暑期学校的讲稿编写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已经无法在书店找到了，但是它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翻阅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它对我国的原子核物理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历史作用。进入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阅读有关核超导的文献。这些文献大都收集在“物理译丛”的1964年第五期上，主要的文章有：Bohr、Mottelson 和 Pines的“核与超导金属态的激发谱间的可能相似性”，Bohr 和 Mottelson 的《原子核结构》，Kisslinger, Sorenson的“单闭合壳层核的对偶力和长程力”，Beliaev 的“正则变换法在原子核中的应用”以及 Baranger 的“重球形核壳层模型的推广”等。这些文章至今仍然是核超导的经典文献。在这三个阶段学习结束时，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我们的学习期间于先生不断给我们布置作业，还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这样做恐怕在研究生培养中并不多见。而当我后来指导我的研究生时才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1963到1965的两年间，他几乎每周接见我们一次，先是让我们汇报学习情况，特别强调要我们向他提问题。我们问得多，他就很高兴，并很热情地解答；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看过的东西弄懂了；有时甚至要批评我们。那时每次接见前，我们都要绞尽脑汁地从看过的文章或书籍中寻找问题。后来我逐渐体会到，通过找问题确实可以加深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的一个习惯，喜欢换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 这样做常常会使我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新的想法。

  于先生一次问我们什么是热中子、它的能量是多少、这个能量是怎样得到的。当时我们没有答出来，他就让我们回去考虑。于先生还经常提醒我们，应当记住几个常用的物理常数的数值，如普朗克常数，玻尔兹曼常数、电子电量等等，这样就可以很快对很多问题进行定性估算。他非常强调定性估算的重要性，在80年代初期理论物理所成立不久，一次我和彭桓武先生聊天时偶然讲起于先生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彭先生很赞同，并且马上问我：“你说说，1 MeV 相当于绝对温度的多少度？”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原子能所一分部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一起去访问于先生，关于一分部的科研发展方向征求他的意见。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相当坦率地谈了看法。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后，他对我们说：这个圈内是原子核物理，我们已经对圈内有了很多的认识，当然圈内还有不少东西至今仍然不清楚；不过核物理超出这个圈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今天可以给核物理画这个圈。但是，我们还不能对高能物理画这个圈，我们不知道这个圈有多大，因此他建议我们要多关注高能物理。于先生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建议原子能所一分部转向高能物理的最早建议之一，同去的几个人现在大都在高能物理所工作。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取于先生的建议，而是一直固守在原子核物理中。不过于先生这个画圈的思考方式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每当我考察一个新领域时，我也经常要想一想，能不能画这个圈。如果人们已经画了这个圈，我们能突破它吗？

   进入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和师妹赵维勤经常在春节时去看望于先生。他和师母每次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很热情地招待，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在轻松的聊天中得到很多的支持与鼓舞。一次我谈起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收获时，他却很谦虚的说：“很遗憾在你们的学习期间没能指导你们做一个完整的研究工作”，这当然也是我们的遗憾。由于文革从1966年的夏天起我们的研究生学习中断了，再也不能恢复了，但是我在跟于先生学习的这两年中的收获却使我受益终生。我们从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学业与科研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还有做人的基本原则。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次去家里看望于先生。我问他：“文革中的大字报上说，你欣赏诸葛亮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这回事吗？” 他反问我：“淡泊一点，宁静一点，有什么不好吗？”。孔明先生的这句话千百年来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在淡泊与宁静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的导师于敏先生也是这样，在淡泊中凝炼志向，在宁静中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于祖国核科学事业。

最后衷心祝愿于敏先生健康长寿！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赵恩广

                                         2006年春于北京

--------------------------

下文附几张珍贵照片，全部来自于赵恩广老师：

1、于敏先生和夫人孙玉芹先生 摄于 2006年，庆祝于敏先生 80 华诞

2、于敏先生、赵维勤老师、赵恩广老师，摄于九十年代初参加的会议中

3、于敏先生、赵维勤老师、赵恩广老师，大约2011年在于敏先生的家中

4、 前排为 于敏先生，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吴慧芳、赵恩广、张宗烨、赵维勤四位老师，2016 年庆祝于敏先生九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