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子是我小学同桌的铁哥们，家就住在县城河堤边紧挨豆腐铺的地方。小学时的喜子白白净净，腼腆文静，很爱读书，也很会读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还是班上的小干部，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读书的条件很差，能够弄到的课外书籍十分有限，但他总能够想法弄到一些好书，我们经常交换图书，我们之所以关系很好，除了是同桌外，还因为我们都十分喜欢看书。那时我们看的主要是小人书，偶尔也会读一些大人看的书，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弄来了一部旧版的《三国演义》，是线装繁体字的。书已十分破旧了，前面的部分页面从中间断开来，阅读的时候如果不细细对准，读完了上半页后就可能窜读到另一张的下半页。但我们还是高兴坏了，连续几天都抱着那本大部头啃，尽管当时我们还小，还读不太懂。

      喜子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父亲是工厂的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喜子是家中长子，下面好象有四、五个弟妹。父亲身体好的时候，家里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后来父亲生病了，作为长子，喜子需要帮衬着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所以，小学一毕业，他就放下了书包，背起了冰棍箱，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叫卖冰棒，来贴补家用。喜子是很喜欢读书的，但却不能读书了，他心里非常难过，痛哭了几场，但最后还是只能万般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进中学后，他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有时卖冰棒还会专门转到我住的附近和读书的一中来，找我聊天港白话，顺手拿一两支白糖冰棒或绿豆冰棒给我吃。有一次，他打开冰棒箱给我拿冰棒时，我看到箱子最上层的盖布上压了一本书，诧异地问道：“喜子，怎么箱子里还有一本书呢？”他不好意思地喃喃道：“不是我的，别人放在这里的”。我直直地望着他半天无语。后来我明白了，其实，叫卖冰棒的空闲，他还会看书的。

      78年高考后，我来长沙读书了。有一次喜子带父亲去外地治病路过长沙时，专门到二里半找我，问了我许多大学里的事情，眼睛里流露出的满是羡慕的神情，我特地带他在师院各处转了转，还照了几张照片。他们父子离开长沙的时候，我专门请假去车站送了他们。望着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一酸，他其实是可以读书的，如果家里条件好一点的话，他甚至完全可以考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学，我们同学时，他不仅模样比我好，能力比我强，学习成绩也要比我好。

      后来喜子招工进了县罐头厂，厂子倒闭后，他就开始自谋职业。起初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煤店，生意还不错，赚了点钱后就自己单独盘下了一个更大的煤站，专门做藕煤生意，生产的藕煤行销县城及周边几个乡镇。慢慢地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佣了十来个工人，弟妹们也全被他带了出来一起创业，成了县城里数得着的煤老板，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兴旺。

      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已在电力师院工作了，喜子为儿子读书的事情来长沙找我，人已经变了许多，黑黑瘦瘦的，满脸生活的沧桑。他是来了解情况的，想让他儿子来长沙一中或雅礼中学读书，说是只要能够进这些中学读书，花多少钱他都愿意。我跟他说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想进长沙的四大名校读书需要经过十分严格的考试，然后试探着说：“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好了，让你儿子继承你的煤店不是很好吗？”他把手中正抽着的烟在桌面上掐灭，吼出一大口浓痰砸在光洁的地面上，狠狠地说道：“老子没有读多少书，现在有条件了，就是想让我的儿子上最好的学，读最好的书！”望着他口无遮掩的煤老板作派，我心里想，这还是那个带着父亲四处求医的喜子、那个曾经的腼腆文静的少年吗？

      再后来，我们各自都在忙自己的事，联系就少了。有一年我回安乡老家，向二毛打听起喜子的情况。二毛望着我楞了半天，然后说：“你还不知道呀？喜子几年前就已生病过世了。”我大吃一惊，忙问得的什么病，怎么人就不在了的呢？二毛说了半天也没讲得太清楚，只是听说，他临死时还紧紧抓着儿子的手，叫他一定要好好读书。

      也许，没有能够读书是喜子一辈子的疼，是他至死都没有解开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