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8月份发表了一篇来自Graeme D. Ruxton and Tom Mulder的报道。文章指出，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项实验，研究人类的情绪是否可以通过“情绪感染”转移给他人。研究人员改变了近70万名Facebook用户的新闻源（news feeds），以调查他们所看到的正面或负面帖子的占比是否会影响他们写作的语气。根据Facebook的说法，所有用户在同意公司的服务条款时都会同意这种操纵。

在对这项研究的道德性问题进行广泛辩论之后，PNAS发表了一篇编辑关切，指出数据收集“可能涉及的做法与获得知情同意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并允许参与者选择退出”。Facebook随即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

图片来源：David Parkins

社交媒体产生的大量数据对传统道德研究框架提出了挑战。 即使这样，当我们阅读了引用PNAS这篇关于人类情绪转移的文章（根据Google Scholar的记录，总计有1800多次引用）的120篇时发现，只有11篇提到过伦理问题。

数据收集协议通常会由资助者，审稿人和期刊编辑经过几轮伦理审查。但是，如果伦理上有问题的文章通过审查并发表，就没有正式的保障措施来确保这些有伦理的论文得到适当的处理。

为什么需要新指南？我们认为，原因有四个。

首先，正如Facebook的研究所示，传统的伦理框架和指南不断被新的技术发展所挑战。

其次，拥有强大科学基础的国家数量正在增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伦理方面的文化规范异同增加，以及监管机构的方法更加多样化。

第三，商业实体，无论是独立于传统研究机构或与之合作，可能没有传统大学那样的伦理约束和监管体系。“情感传染研究”由Facebook与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康奈尔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显然认为该研究不需要机构道德委员会的批准，因为这些数据是由外部机构收集。

最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研究伦理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提高。过去的许多研究，在现行法律下可能不会得到批准。

如何解决问题？

应该如何处理有伦理问题的已发表的研究呢？

我们已经有伦理委员会在论文出版前对研究方法做出规范。论文出版后对伦理可疑的论文，也应该可以进一步实施筛选和标记。来自不同领域，机构和国家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伦理方面会有不同的偏见和规范。因此，最终需要统一的标准，并在科学实践守则中纳入与《国际干细胞研究》（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指南类似的协议。

Retraction Watch 6月份宣布，它计划提供一种工具，让用户能够在个人图书馆里设置任何自己关注的论文被撤稿时得到提醒。类似的功能可以用来标记有伦理问题的论文吗？因为并非所有可疑文章都会被撤稿。此外，撤稿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声称MMR疫苗与自闭症有关，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争议。后来这项研究被证明有致命的缺陷，但直到出版后12年才被撤稿。

至少在短期内，期刊编辑可能要求作者确认 - 无论何时提交稿件，作者不会引用任何有伦理问题方法论的文章。编辑还可以要求审稿人注意在审手稿中引用的任何方法，有没有可能在当今会因伦理原因受到批评，如果有人提出疑虑，可能会寻求与伦理专家进一步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