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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导演郑琼拍了一部纪录片《出·路》,跟踪拍摄了农村女孩、小镇复读青年、北京女孩的人生七年。片子主要讲了他们读书的故事,让人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教育是如何影响命运的,也显示了不同阶层人生活的某些侧面。
农村女孩马百娟来自甘肃会宁,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那里严重缺水,听说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和去世)。马百娟一家人挤在昏暗的窑洞里生活,全年生活费不超过50块。她12岁才上学,进了那里唯一的学校——只有2个教师、5个孩子,课间活动的地方尘土飞扬,她热爱读书,却15岁就退学了,16岁嫁给了表哥。在那么封闭的环境下,马百娟长期接受的观念即——嫁人是唯一出路。
上两图:马百娟放学后,和家人一起收糜谷
小镇复读生徐佳是农民工的后代,父母觉得吃了没文化的亏,趴在地上也要让他上学。徐佳复读三次后终于考上湖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把自己“卖给”了一家电力公司,至今没离开,后来终于在武汉成家,并有了房车,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
而北京女孩袁晗寒则仿佛跟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父亲曾经从事房地产,母亲是一个知名节目的总导演,她从小上的是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中学。但这些她也可以很轻易放弃,没什么代价。17岁,因为留级,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央美附中辍学,到处转悠写生、鼓捣开酒吧,只是完全随心所欲的生活并没有使她安心,反而很恐慌自己没事干,而且让她更恐慌的是,这种没事干会一直持续下去……2012年她到德国杜塞尔多夫读艺术方向的硕士。2015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喜欢就好。
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之类的词语。有人甚至说,“投胎决定后面的一切”。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徐佳奋斗的终点,还远未低达袁晗寒的起点;马同学则连奋斗的选择都没有。但我从中还是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教育仍然是打破阶层、促进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片中的小镇复读青年徐佳毕竟还是通过教育改变了自身的阶层;而即使是作为有资本的袁晗寒,最后仍然选择攻读艺术类的硕士。也就是说,阶层地位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及贫困地区的民众来说,教育即使不是唯一出路,但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当然,我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高等院校,更包括职业院校,通过教育培养各种技能、扩阔视野格局等。媒体也不应以偏概全大肆报道“阶层固化”,以免误导落后地区的父母,使其觉得自己孩子没有希望突破阶层,就早早让孩子辍学打工,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作,断送孩子的前程。
第二,各个阶层都有其困局。马百娟想上学,徐佳想考上好大学,而袁晗寒想对抗“无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局,都在自己的寒风中瑟瑟发抖。说这个比那个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导演郑琼说的,她不是想表达社会的隔阂,而是想达到一种融合。当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总是披着社会外衣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一种融合。也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都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只论成败、只论输赢。
不少发达国家,工作并没有等级之分,学历和收入并不存在强相关关系,政府也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个体,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活得尊严体面,有匠人精神。反观我们,在这方面还大有改善的空间。一是要鼓励社会分工,造就各级各类人才。社会分工是客观需要,既需要做研究的,也需要搞清洁的,既需要指挥的,也需要执行的。各行各业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各门各类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而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二是打破权力文化给人的枷锁。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有形象的描述,刘跃进地位低时,舌头好像被压着,不会说伶俐话,话挤扁了也挤不进人家的谈话。他就想着,等有钱了、地位提高了就能舌底生风、妙语连珠了,那时也不用挤,人家会主动听他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权力文化对人的影响,看地位而非看内容。但其实“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地位高不代表就对,地位低就不代表不懂,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人人都有可能是输家。
所以我觉得打破阶层固化固然重要,但阶层已经是客观存在,总是宣传“阶层固化”也有误导作用,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让每个生命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就像袁枚那首小诗写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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