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姚小鸥先生的第一次会面

    我和姚小鸥先生本来互不相识，但由于发生于几十年前的一桩奇特往事偶然于近期被挖掘披露出来，已年近七旬的我们两个人奇迹般地相识了，并且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

大约是今年的初秋吧，我校文学院副院长苗菁教授，委托我在资料室工作的女儿来清捎来一个口信：“有一位叫姚小鸥的先生愿意和你见个面。”问我有何想法。

从女儿口中得知：小鸥先生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知名学者，近已被我校文学院礼聘，今后将会不定期来学院指导工作。女儿说：小鸥先生曾于一九七九年报考过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庄维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通知他未被录取。但时隔多年后，他却从知情人那儿了解到，事实上最初他是以成绩第一名被录取了的。出于某种原因，又被改为不予录取。不但他被弃录，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惨遭同样命运。女儿说：那另外两人便是一位名叫武润婷的女士和你。她问我是否有这么回事，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如今是否还有记忆。

女儿的话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整整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前所遭遇到的那桩不公平待遇，及其给我带来的悲苦和委屈，一下子又栩栩如生地回到了眼前。虽然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已将之深深地埋藏到了心底，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过。但那种惨痛经历，我怎会轻易地忘记呢？我不但牢牢地记得，甚至连当时的某些具体场景、具体细节，如今想来，都还历历分明，如在目前。

在同小鸥先生第一次会面后，我曾以《致姚小鸥先生》为题写过一文。虽然依照时间顺序，那应是后来的事，但那篇拙文中对当年那件事谈得比较清楚，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其中部分相关内容转录于此：

那年，和你一样，我也同样收到了“那个学校”的不被录取通知书，上面并附有各科成绩。让我惊诧的是，我心里还有些底数的外语（俄语）成绩仅只20多分。照我自己的估算，怎么也得在50分以上（因为这门课是有一定预判基础的）。带着这个疑问，我设法搭车去了济南，到“那个学校”负责招生的相关部门进行探问。一个工作人员听了我的申诉，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告诉我：你试卷最后一道译文题（也是分值最高的一题）被弄丢了，现在已经找了回来，加起来这门课的成绩在50分以上，达到了录取要求。但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已经结束，都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备，结局（即不被录取）不可能改变了（大意如此）。

可怜当年我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呆傻。我这个乡下的土老帽，何曾见识过大学这么高级又神圣的地方，又何曾和在大学这样高层次地方工作的人对面讲过话。在我心目中，人家说的话句句都是圣旨，说什么我都是既相信又服从。因此，尽管我心中万分委屈，结果也只有半是无奈半是情愿地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当天，我还去了庄维石先生家。

庄先生很热情，听了我的来意后，立即拿出一张纸给我看，说我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都不错，已在拟录取的三个考生之列。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说到这个专业已被取消招生资格后，他的语调立即变得十分高亢激越起来：“本来我并不想招收研究生，是他们非让我招；我要招收的学生他们又不批准。”（原话如此,你大文中的引述稍有出入）当时，我不知道庄先生此处所说的“他们”是谁？而“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手段和伎俩粗暴地谋杀了一门专业的招生权利，从而也谋杀了那在万难境遇中挣扎求生、希冀进取发展的无辜学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以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我也完全没有考查求证出这些情况的能力。

以上所述，便是我当年所遭受的那场不白之枉的粗略脉络。大体如是。

现在，话再说回来，回到我与小鸥先生第一次会面的话题上来。

听了女儿所转告的苗菁教授的话及她所谈小鸥先生的相关情况，我毫不犹豫地立即吩咐她：待小鸥先生来校时，马上在第一时间告知我，并请苗菁副院长从中予以帮助协调。

大约两三个月之后，机会来了。有一天，苗菁副院长打电话给我说姚小鸥教授来了。当天，在苗菁副院长安排并陪同下，姚小鸥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两个已步入暮年之人第一次见面了。这一天是十月十七日。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见面时，我们两个人都还是十分激动。毋庸说，当年的那桩往事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用各自的经历和各自掌握的信息，共同印证了它的客观存在，并使其呈现出更加明晰更加完整的面貌。为了事件真相来得太迟的彻底披露，我们两个老者唏嘘不已:感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旁观的苗菁副院长也不由得感慨万端。

但我们毕竟已是老年人，终归已能够比较理性地静观人生。回眸往事，已可以相对淡定冷静地加以对待。我们没有过多的愤怒和怨恨，更多地倒是感受到了贯穿于其中的某种离奇、荒诞甚或诡异的成分。

比如，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中，竟还有人敢于用那种手段制造如此事端。要知道那可是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到了这时，尚有人不恤以身试法，动辄拿“右派“说事，以无辜学子做个人祭品。采用的手段又是那样的卑劣：对拟被录取的三个考生一一赠送以某门课程为二十几分的恶心人的礼包。如考生认栽，不声不响，那就一切如意，天下大吉（如武润婷）；如考生不服气，前来查询，那就推脱以工作失误（如宋益乔）。反正他们把准了当年人们的脉搏：蕞尔小子，其奈我何！

再比如，既然事情随时间流逝早已湮灭无闻，有如大海中的一朵浮沤，生成后迅即破灭，谁还会留意到它曾经的存在呢？孰料时隔多年，当事者之一的姚小鸥先生竟有了意外的发现。先是一九九五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偶然地“从袁梅先生那里，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说法（见“科学网”姚小鸥博文《一张神奇的考研成绩单》）。继而，到了二〇一二年，他在网上上传了另一篇博文后，又偶然地收到了一份“匿名留言”。正是这份“留言”，彻底地揭穿了事情的真相：“当时，庄维石先生亲笔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写的录取名单是:姚小鸥、宋益乔、武润婷……这个名单是由我专程送到学校的研究生科去的，庄先生再三嘱咐我千万别弄丢了，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到此，我们不能不慨然兴叹：本来湮灭已久的事件真相，到头来却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偶然”而得以彻底揭露。试想，假如小鸥先生的学术事业与袁梅先生不在同一领域，他们便不会有后来的交集；又假如小鸥先生没有把自己的考研经历写成博文挂到网上，就更不会有那位“匿名先生”的“留言”——那可是铁一般的证词啊！

倘若事情止于此，也就罢了，我和小鸥先生也不会有什么“第一次会面”。然而不久，“故事”又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并且增加进更精彩、更奇特的内容。因为直到此时，也还只有小鸥先生一人大概弄清了其中的基本情形。而事件的另外两个人——武润婷女士与我——对此依然一无所知。而且小鸥先生与我们又是天各一方，素昧平生。三人之间根本就缺乏相识聚首的可能。

但接下来，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又变成了可能。就在今年初，我所在的聊城大学为了增强办学实力，不拘一格，广求人才，积极邀请各方知名人物来校合作。文学院在学校支持下，礼邀了小鸥先生加盟。而这次犹如天作之合的倍加“偶然”的邀约，便成为此后一切事情（包括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发生的契机。

小鸥先生虽然此前曾查询到我在聊城大学工作、并曾一度担任学校校长的相关讯息。但世界之大，他哪里会想到，多年之后，偏偏正是聊大会邀请他来此合作呢？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又该作何解释呢？

现在想来，恰恰是这一连串看似“偶然”事情的连续发生，才作成了我们初则声息相通、后更当面晤对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前面说“我们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更多的倒是感受到了贯穿其中的那种离奇、荒诞甚或诡异的成分”，正是以此。

见面中，我们自然谈到了武润婷女士。并一致认为有必要寻找一适当机缘，三人聚首一次。届时当共话前缘、纵酒放歌，以祭奠我们那永逝不迴的年轻岁月！

                                     2017.12.24-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