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保军（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 《林奈传》的价值

   对于博物学而言，17、18 世纪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诸多堪称伟大的博物学家在这个时期相继涌现，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约瑟夫·德图内福尔（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1656—1708）、瓦扬（Sébastien Vaillant，1669—1722）、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布丰（Comte de Georg⁃es-Louis Leclerc Buffon，1707—1788）等群星闪耀，对于自然秩序的追求是这一时期博物学家共同的追求之一。诸人之中，同年出生的林奈和布丰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位，他们的工作共同为博物学指明了方向。但就留给后世博物学的遗产而言，林奈的影响或许要胜于布丰。

   威廉·T·斯特恩（William T. Stearn）的一句话精确概括了林奈工作的时代背景及其价值：“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对世界的解释，无数发现随之不断涌现。而在对生命世界的描述上，林奈不懈的努力为现代动植物分类和命名成为国际通用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作为生物学领域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林奈的出现迎合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浪潮下的物种大发现，结束了前林奈时期博物学界分类和命名的混乱，即便布丰曾掌管的巴黎皇家植物园也于1774年采用了林奈体系，林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1753）、《自然体系》（《Systema Naturae》，1758 年第10版）分别成为现代植物命名法、动物命名法的起点，构成了现代动植物分类和命名的基础。

   如果给林奈的历史地位做一个界定，“里程碑”之类的褒扬并不过誉，对林奈及其工作的介绍也理所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维尔弗里德·布兰特（WilfridJasper Walter Blunt）的《林奈传》（《TheCompleat Naturalist: A Life of Lin⁃naues》）对林奈的完美诠释可谓顺应需求，事实上，布兰特所做远不止于此。在外文世界中，关于林奈的传记并不稀缺，可以追溯到19 世纪甚至更早，比如1858年在伦敦出版的布赖特威尔小姐（MissBrightwell）的《林奈的一生》（《LifeofLinnaeus》），以及后来的《林奈：将世界生命纳入秩序的人》（《Linnaeus: TheMan Who Put the World ofLife in Or⁃der》，Silverstein，1969）、《卡尔·林奈：分类学之父》（《Carl Linnaeus: Father ofClassification》，Anderson，1997）等。同布兰特的《林奈传》相比，这类著作虽侧重各有不同，但内容上常有很大重合，对于了解林奈生平有一定参考价值，细节处却未必可信。比照之下，布兰特的《林奈传》可谓是林奈传记中最全面、客观且学术价值较高的优秀著作。该书作者在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翔实的学术坐标，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而在故事铺陈以及文风上，《林奈传》也不失趣味性。一言以概之，无论基于科普角度还是学术角度，《林奈传》都不失为了解林奈及其工作的好选择。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在中文世界中，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关于林奈及其工作的介绍即便谈不上汗牛充栋，也该十分丰富。但令人诧异的是，直至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前，国内关于林奈的介绍性工作及其研究都极为稀缺，偶有出现，也多蜻蜓点水，深入者并不多见。基于此，作为国内首部引入的林奈传记，《林奈传》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更加凸显。

   2 形象、时代、使命的勾勒

   《林奈传》勾勒的不单是伟大却又略显自我的林奈形象，还有特定历史时期下林奈范式确立的过程以及博物学的特殊历史使命。

   1）两个形象：普通人和自然秩序的建构者

   在大量文字、图片史料支撑下，布兰特笔下的林奈兼具普通人和自然秩序的建构者两个形象。作为普通人，林奈拥有厌学贪玩的童年、并不理想的初等教育经历，有在荷兰、德国、英格兰学习交流的逐名之路，有同朋友交往的喜悦与困惑，有教书育人的成就感和遭遇背叛后的愤怒，也有家庭纷争的困扰。不同于其他传记，《林奈传》中，布兰特并没有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林奈，在他的史料考据中，林奈既有对朋友阿特迪忠贞的一面，也有故意忽略同期著名博物学画家埃雷特对其帮助的小心思——“当林奈还是新手的时候，他努力将所有听到的都占为己有，以便自己能够扬名立万”，当然，林奈也会在《天谴》（《Neme⁃sis Divina》）中像当时的人一样探讨“死亡”“贪婪”“友谊”等主题。

   但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普通人的林奈，还是作为伟大博物学家的林奈，他对自然界都是饱含热情的，他著名的拉普兰探险，他双膝跪地惊叹于金雀花的典故，他对世界各地标本的执着，这些无一不是例证。

   林奈是一个志在为大自然建构秩序的人，命名和分类则是他解读大自然的方式。正如法伯在《探寻自然秩序》一书中所言：“林奈和布丰都寻求理解自然秩序，他们相信它支配了一切，并且受特定的、可识别的法则约束……自然被认为根据自然律运作，并包含了人类可以彻底了解的结构。理解自然的钥匙并非来自于《圣经》、沉思或神秘的洞察力，它在于认真的研究、比较和概括。”[1]林奈为此付出的努力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布兰特也用大量鲜活的故事和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仅以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购买的26 箱林奈藏品为例，其中有“19000 份压制植物标本、3200 份昆虫标本、1500 份贝壳标本、700～800 份珊瑚标本、2500 份矿石标本、3000 本书，还有林奈全部的通信往来，包括3000 封书信。”林奈也曾为7700种植物、4400 种动物以及数千种昆虫、鱼类和贝类命名。林奈的声誉正源于此，在其晚年，林奈几乎当选了欧洲所有科学学会的会员。同时期另外一位伟大的学者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在其《植物学文库》（1771）中将林奈视为“为整个植物学带来最伟大改变的人，最终为这个学科带来了几乎全新的开始”。客观而言，林奈毫不愧对这些赞美，但林奈也为其构建的宏大秩序付出了代价，不单单是他的健康，也包括布兰特笔下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使徒”。

   布兰特在文中提及一位笔迹专家对林奈个性的解读，其实也是布兰特自身对林奈的理解：“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拥有善于分析和建设性的头脑：他善用直觉和感觉，看待问题清晰明了；他思想极富条理；他在一个狭小的个人世界中生活、工作，外表朴素。尽管他处事老练、深谋远虑，明白自己的付出会得到双重的回报，但却相当虚荣、自负，一方面明白自己智力超群，对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不喜欢别人挑战自己，甚至会因此变得顽固执着。他平素神秘而警惕，既非真正友好之人，也非天生的领袖，他在朋友选择方面极为挑剔，令人感觉性情冷淡。”林奈对于那个时代的意义，也如斯特恩所言，“林奈足够幸运，他的天赋完美精准地满足了时代的需求；世人也很幸运，拥有林奈助他们完成这一重任。”

   2）独特时代背景与林奈范式的构建

   在分析18 世纪中后期林奈博物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范式地位的时候，林奈体系自身的实用性、标准化等特征无疑是重要原因，《林奈传》对此也有所提及。与此同时，布兰特的文字之中也暗示了独特时代背景下造就的分类需求和使徒、通信者等要素对于林奈体系传播的帮助。

   帝国扩张的时代背景催生了独特的分类需求，凸显了林奈工作的重要性。欧洲诸国在地理、经济上的快速扩张客观上促进了新的动物、植物、矿物的发现；但另一方面，基于特定性征的新的分类体系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交流障碍随之出现。诸多博物学家致力于新的宏大体系的构建，但很难存在这样一个体系：它把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秩序的同时，能够在国际上通用，满足现实的需求。

   前林奈时期欧洲并不缺乏博物学体系，却无明确标准可言，很多博物学家都建立了各具特征的体系，尽管在分类基础上存在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统一、有效的体系通行于欧洲各地。在布兰特笔下，林奈早年游历欧洲期间就曾因分类问题同当时著名的博物学家蒂伦尼乌斯（Johann Jacob Dilleni⁃us）、哈勒尔等人产生了很大争执。林奈体系自身的简洁实用性特点无疑迎合并解决了帝国扩张中海量物种新发现的分类、命名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林奈出生之后，瑞典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大国地位，相应地，瑞典国内的博物学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同期的荷兰、英国，原本在荷兰被争相抢夺的林奈在回到瑞典之后甚至一度陷入无业状态，不得不靠做医生谋生。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博物学对外服务于帝国事业，对内则服务于本国经济。后来，林奈也曾应瑞典政府之请，试图通过全面考察瑞典的自然状况，发现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秩序，挖掘自然的潜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将自然用于经济，反之亦然”。林奈对厄兰岛、哥得兰的勘察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将林奈视为培根式的人物，以科学为动力构建“理性帝国”、开拓帝国疆土，林奈确有如此雄心，这也是林奈使徒的使命之一，但林奈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博物学事业的方法论指导上，对本国则成效甚微。也正如布兰特笔下所暗示的，林奈更为关注的是自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倾向于通过挖掘自然的潜力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布兰特在《林奈传》中还回答了一个问题：林奈有限的活动范围同其作品中宏大的考察范围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林奈的学生和通信者为林奈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标本，为林奈体系的丰富、传播和完善做了积极贡献。尤其是林奈的使徒充当了林奈的眼睛和四肢，执行着林奈的意志，前往世界各地，依据林奈的体系搜集、整理、命名新物种，使得林奈得以突破地域的界限，将考察范围扩展到18 世纪人们能够涉足的范围；交流与通信的意义则在于它是林奈体系走向国际化、确立自己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最终，使徒与通信者也是林奈体系作为一种自然秩序范式的传承者。”[2]林奈在写给友人约翰·埃利斯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我的学生安德斯·斯帕尔曼刚刚前往好望角，另外一个学生通贝里就要随荷兰使团前往日本……小格梅林目前仍在波斯，朋友法尔克则在鞑靼。穆蒂斯正在墨西哥进行着出色的植物学考察。考尼格在特兰奎巴有了更多新的发现。哥本哈根的弗里斯教授则刚刚在丹尼尔·罗兰德的帮助下出版了他在苏里南的植物发现。福斯卡尔在阿拉伯的发现也将送往哥本哈根印刷……”

   总之，《林奈传》不单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血肉鲜活的形象，也值得博物学史、科学史研究者细细琢磨。最后，用斯特恩对布兰特《林奈传》的一句评价作为结尾：“他的研究细节逐一书写了林奈坦荡的一生和矛盾又神秘的性格。他的努力最终在这本经典传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刻画出了一位勤勉、诗意、有条不紊、天才、坚韧的花卉王子的形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20021）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