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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碳排放与2018年混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精选

已有 3556 次阅读 2018-10-9 00:31 |个人分类:不求甚解|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默, 诺德豪斯, 知识创新, 碳排放

 知识创新、碳排放与2018年混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这次奖励的学者和学术贡献对于经济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于学术界、企业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我国似乎又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

罗默20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会长(林毅夫也担任过这一角色),他198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和19861990年论文探讨了知识的创新(生产)、积累、扩散、应用等问题,探讨了知识创新不仅为其发现者、所有者带来了收益,相关的人员、单位、行业、国家、全人类也低价或无偿获得了知识创新及其扩散、应用所带来的好处即知识创新的正的外部效应(外部经济、公益性)。具有充分且平等权利、能够自由参与和竞争的个人和市场是有利可图的知识的创新、积累、扩散、应用的基础性方式,同时政府应当对具有公益性的科学研究、基础教育和部分高等教育、公共卫生等活动提供义务教育、资助基础研究、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让从事这些投资或职业的人员获得至少不低于市场平均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由此,知识的持续、全面创新及其积累、扩散、应用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这也是对广大科研、教育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贡献的最好评价。

诺德豪斯196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与晚年的萨缪尔森共同编写了畅销至19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学术贡献是通过模型和定量分析(如全球经济气候系统的区域综合气候经济模型RICE和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探讨了碳排放、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资源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具体影响,提出了从GDP中剔除环境损害成本的净经济福利指标和全球污染税(或碳税)计划。诺德豪斯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理论、方法和问题结合起来,其学术研究是对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而损害自然环境、社会福利的修正或反动,人们必须从全面的、长期的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的角度,分析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社会应用问题,政府必须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活动,或者进行事前立法、事中管制,让损害自然环境的个人和单位者自我治理,或者付费公共治理,而不能低价或无偿地转嫁给他人而导致负的外部效应(外部不经济、公害性)。

1969年至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49届的历史看,今年获奖的二人组合打破了经济学奖49年来的传统,显得非常混搭、跨界。过去也有二人、三人共同获奖的先例,但他们都是同一或相近领域或专题的学者,即便1974年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分属左右阵营,也是奖励他们在货币理论、经济波动和社会制度上的共同分析。但是,这次二人研究领域并不相同或相似,可以说是天南海北、泾渭分明,经济学界应当无人料到二人的获奖组合,尽管可以将知识创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放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庞大系统中进行分析。其实,应当让诺德豪斯等相关学者分享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让阿罗、赫尔普曼、巴罗等人分享另一届。既然如此,那克鲁格女士就可能与塔洛克先生获得明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罗默的基础理论创新的学术工作。罗默继承了斯密、马克思、熊彼特、杨、阿罗、索洛等人的早前工作,把经济学推回了从知识创新、社会分工、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学术领域,更全面、深入解释了现代社会如何打破古代社会长期停滞而获得持续增长的发展问题。这是对忽视创新、分工、生产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完善,据此甚至可能打破萨缪尔森等人以来建立的流行半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重返斯密、马克思的古典传统而重建当代经济学体系。但是,瑞典似乎把诺德豪斯名次排在了罗默前面,应当考虑到了年龄因素,年长为先。

人类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在短期内可以依靠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投入,欧美早期的经济增长、中国七十年的增长道路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但是,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在人类需要无限而可投入资源有限的自然约束下,不可能长期维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人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经济方式的全面转型,依靠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

如何不断、全面提高经济效率?基本途径只能是知识的创新、扩散和应用,知识的创新、扩散和应用只能依靠调动人的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的劳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只能来自通过科研、教育、医疗对人的能力(劳动能力、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包括德智体美能力,或学习、模仿、创新等能力)形成和运用,只能来自每个人的思想有自由、学术无禁区、知识有市场的知识体制,每个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积极性、创造性应当得到自由发挥、长期激励和充分保护。

然而,我国延续至今、依然主流的正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低质量、低积累的增长模式。我国在科研、教育长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科研、教育产出效率并不高,长期远低于邻国日本,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只有初中学历的9年,劳动力的科学、人文、法治素养不高,在基础性的科学发现、重大性的技术创新、高效率的经济产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或缺陷,所谓的科教兴国战略执行不力,大打折扣,这也是中美近期争端的重要内因。由此,社会经济困境如何走出,现代化如何实现,40年的改革开放如何推进?这一基础性、系统性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引起关注和解决!



2018年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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