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6和CT-6B装置始末8

1980年9月，我到美国洛杉矶的加州大学物理系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当“访问学者”。这是陈春先上次访问美国时联系的。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基本没干托卡马克方面的事，于1982年10月回国。

回到实验室以后，发现状况不是很好，两年来工作进展不是很大。首先是灵魂人物陈春先状态不好。近年来，他关注点主要在合肥，在那里有领导职务。但是1980年代初，全国性的“洋跃进”失败，各个大项目纷纷下马，包括8号装置在内。他用很多精力处理善后，最后他个人决定从合肥撤退。但是他在我们所处境也不佳，所里很多人认为我们这摊越干越大，耗费钱财，而且应该搬到合肥，所以持反对意见的越来越多。

陈春先几次访问美国后，受那里的硅谷成功的影响，决定身体力行，在中关村复制硅谷的经验，即以小公司发展新技术，在1980年率先成立了“中关村等离子体服务部”，因此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但是在当时，所里很多人对此很反感，后来称中关村为“骗子一条街”。所领导当然也有看法，认为这事冲击了科研秩序，所以说陈春先有财务问题，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审查。

当时所长是管惟炎，据说和陈春先在文革前就有矛盾。现在他拟维持科研秩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采取的办法不很适当。例如在全所大会上批判陈春先未经领导批准就在家里接待外国人。这显得有些过时。正因为业务上的问题、科研方向上的问题和领导之间的个人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少人这样看），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但是管惟炎最不应该做的事是叫院里不再支持我们所的等离子体研究。这是没道理的，正如我们一些人所说，既然合肥成立和固体物理所，难道我们这里就不能发展凝聚态物理了吗？陈春先的事和等离子体要不要发展是两回事，不应该掺和在一起。

1983年，矛盾爆发在GBH的论证会上。GBH是汉语拼音字头组成的装置名称，意思是高比压环，是我们室原102、103组，现在叫联合组，正在设计建造的实验装置。这个高比压环是个带状箍缩装置，其等离子体形状像一个皮带。

托卡马克这类装置，自出现以来，基本位形和结构没什么变化，顶多有胖瘦之分。但是箍缩这类装置就不同了，在其历史上历经多种演变。最早出现的是Z箍缩，因为最容易做，几乎所有实验室都从这类箍缩做起。然后是角向箍缩，也风靡一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这两种装置都有一些缺点，至于下一步往什么方向发展，有不同的方向，例如螺旋箍缩。带状箍缩也是其中一种，当时以德国的TENQ装置为代表。

联合组成立以后，就决定建造这样一台装置，规模相当大。在我1982年回国时，工程已经进行了几年。已投入的投资，据我后来估计，有七八百万之多。但是现在，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是工程巨大，很多关键工艺不易解决，例如陶瓷真空室。其次，即使建好了，这类装置前途如何也难说。他们组曾组团到德国访问。德国人正准备让TENQ关闭。后来这条途径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种装置没前途。后来得到发展的是一种反场箍缩装置。由于这些原因，以及所里的态度，从事这项工程人员的心也散了，工程更难以继续。因为人事制度有所松动，不少人选择离开。

在1983年的论证会上，不同意见交锋非常激烈。最后的结论是降低参数后继续这一工程。但是实际上工程已经不能继续了，被迫下马。少数人利用一些已有设备建了一台小型箍缩装置。

这一工程的失败对我所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是个严重打击。这件事说明，在自己的研究基础尚比较薄弱，外界信息也不很通畅的条件下，大型装置不能轻易上马。此外，这个工程组缺乏陈春先这样的灵魂人物，缺乏领导核心。一个组有五名组长，谁也负不了责。特别在文革后期，在用人方面，仍沿用以前的标准，把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放在前面，而不管业务能力和责任心、进取心。

这种气氛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组。陈春先说话也不怎么管用了，少数人出去另寻出路了。装置运行情况也不很好。

但是在这一时期，诊断方面有所进展。李文莱去法国两年，回来后研制了一台远红外激光干涉仪，从此可以测量等离子体密度了。刘轶群也安装了一套毫米波干涉仪，但是不能做到常规诊断。戚霞枝负责的软X射线诊断得到一些实验结果。此外，电子所帮助我们安装一台电子回旋辐射测量仪。

陈春先和郑少白,面前是CT-6B装置的变压器铁芯,上下是变压器初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