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身处教育界，应该对古今教育家有所了解。说来惭愧，过去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实在很不应该。近年来有点醒悟，茶后饭余，从书上和网上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一些搜集、分析。我的关注点是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当然必须稍稍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行止。这里，就将我获得的资讯做一些白描式的勾画，作为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引子”，至少可以省去各位朋友搜集资料的时间。

八年前，“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中国博客网站发布，得到广泛响应。我在2009-11-08的乐乎博文里提到了这一问卷调查，转载了相关新闻报道（参看参考资料[1]和链接2）。无论从问题的设置、调查对象的选择和调查结果的分析看来，此次调查的可信度和准确度较好。海选结果，有十位老校长成了“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名列榜首，跟在他后面的依次为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因此，就从蔡元培这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写起吧！

上回见到武际可学长时，他提及他有一篇关于蔡元培先生的博文，发布于前年年底，而且立即从所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调出来让我瞄了一下，我回家后又细读了此文（见[2]）。原来，他推介了蔡元培先生的四篇精彩文章，并给了一个前言。我这位学长博览群书，目光敏锐，而且历来一语中的，我完全赞同他在前言中的观点。关于蔡元培先生的记叙、评述极多，我以为写得最好、最有可信性的是参考资料[3, 4]中的相关章节。至于蔡元培先生的较详细的生平事迹介绍，可参看从网上下载的材料（见链接1，曾稍加编辑）。

成长背景

蔡元培（1867～1940）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山阴。父蔡光普，钱庄经理，英年早逝。自幼受其叔指导学文，后受名师指点。21岁中举，24岁出任上虞县志局总纂，25岁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补编修）。性恬淡，好读书，不求仕进。戊戍变法后，认定：想要改革社会，应从教育入手，遂弃官从教。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教习，爱国女子学校校长，中国教育会事务长。1916至1920年间任北大校长（余见链接1）。

教育宗旨

蔡元培先生明确地提出如下的教育宗旨：

1.        办大学要有正确的目标。他在1918年的北大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        造就身体强壮做事敏捷而又责任心的人才。他在《怎样才配称作现代学生》一文中说：“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这一名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中小学的校园里广为传诵。

3.        给予军国民主义和世界注意的混合教育。1912年他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他认为，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具有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而军国民主义为应付目前的需要。

4.        养成个性与群性互相调和的人格。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应该脱离政党宗教而独立，同时并重个性与群性的发展。他说：“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教育实践

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居功至伟。我们这里概要地综述他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业绩。

•推行学制改革• 蔡先生两次担任教育方面的公职：民国元年（1912年）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兼科学院院长兼社科院院长），先后两次进行了全国的学制改革，后一次学制改革所建立的框架，基本上沿袭至今。对于大学，他认为应为专门学理之所，止须设文理两科，其余医工农法诸科设为分科学校（如工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偏于“术”，这种架构类似于解放后的前30年的仿苏体制；他主张沟通文理二科；在北大率先实行了选课制（时称“选科制”）和学分制（时称“单位制”）。

•实行学生自治• 他任北大校长后，主张并极力推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会里组织自治会，准许学生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成立各种团体（如研究会、讲演会、杂志社、游艺社、体育队等），且可过问校政。他认为，学生自治有利于实现他的最后教育目的——具有世界观之社会主义，锻炼学生工作能力，打破自治与被治界限，激发国民自治精神。至今，北大始终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民主自由校风，率先倡导者，蔡元培先生也！

•力主兼容并包• 在用人方面，尤其是延聘讲授方面实施兼容并包主义。他在致林琴南函中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于是北大延聘了当时的“国故”和“新潮”两大派的教授，前者以刘师培、黄侃为领袖，后者由陈独秀、胡适举大旗，而“新潮派”中，陈独秀和胡适又分别主张共产主义和实用主义。各派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先生则兼容并包之，毫无左袒某派之嫌。

•主张教授治校• 在蔡先生主张教授有权公举校长和各科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他提议仿效德国制度，校长、学长每年更迭一次（此点似乎未完全实现）；教授派代表参加评议会（议决学校立法）、各门（即各学院）教授会（研究教务）、行政会（研究教务之外事项）和各种委员会（细致研究各种教学事务）。其中大部分主张在北大得到贯彻。

•倡导学术活动• 在蔡先生倡导下，北大校园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最有名的当推“国故社”和“新潮社”，各自开展活动，宣传自己的学说。此外还有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文学会、哲学会等等，分别组织自己的学术活动，师生研究学术之风盛行，北大的这种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延续至今。

•破除官僚恶习• 他呼吁破除从清华大学堂就开始有的官僚化制度，废除“呈文制”，反对文牍主义；学生对校政有建议权。力主在各类教职员工中实现平等。

•注重学生道德• 蔡先生强调学生要有道德，以为私德不修，必祸及社会，故令学生组织道德会，并以三六九“戒”为标准，分出甲乙丙三种会员，并公定罚章，选纠察员若干人监督执行。他还主张学生应“工学并进”（相当于现在的半工半读），严格自律。因此，北大学风日趋纯净。

精辟名句

这里摘录蔡元培先生有关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精辟名句，从中可以体会他的上述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时下人们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这位教育界先驱早就有明确的主张了。

蔡元培先生说：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

“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

“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我们既自认是人，尊重自己的人格，本无须他人代庖。”

“文化进步的国家，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的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就要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彪炳史册

蔡元培先生对我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举其要者，有：

1.自蔡元培先生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本段从链接1中照录）。

参考资料：

1、          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www.XINHUANET.com，2005年07月08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

2、          武际可，看看蔡元培对教育是怎么说的，科学网，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72-523755.html，2011-12-30。

3、          程俊英，中国大教育家，教育寻根丛书之四，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4、          钟叔和、朱纯（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初稿：2009年11月11日晨

二稿：2013年6月12日晨

【链接1】蔡元培生平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生平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1890年会试贡士，未殿试。1892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1年7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1902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1904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4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1927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有看法认为是共产党着意挑衅所致（事实证明此说法无法成立）。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25日，程潜指责为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所为。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蔡元培与蒋介石、吴稚晖、等向汪投诉中共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大事年表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蔡元培11岁，长兄元金13岁，小弟元坚9岁。

1879年：光绪五年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36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做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领导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蔡元培52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年年底：民国九年,蔡元培53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原文至此中断]

著作目录

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1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上海书店 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著)，华夏出版社 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人生的启示(蔡元培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东方出版社 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蒋维乔/庄俞著)，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17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三联书店 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中华书局 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著)，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著)，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著)，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著)，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张元济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80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蔡元培著)，台湾中华书局196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192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09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1921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5 美术的起源：学术讲演录(蔡元培著) 19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1927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商务印书馆1934

48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商务印书馆1919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1937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2 大学精神：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胡适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1926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1928

55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1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良友图书公司1945

58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59 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著/蔡元培,著/鲁迅,著)，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传世名言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性格不合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2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著名著作

百年老课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 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的第一人。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教学制度——选课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联系，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课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课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课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课精神，而不能行选课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

不肯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本文系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8.htm

【链接2】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陈敏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

本次调查始于6月8日，止于6月23日。共收集有效样本3311例，其中男性占91.0%，女性占8.9%。有45.1%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25岁之间，68.4%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30岁之间，平均年龄28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

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比例偏高，达77%；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20.77%。无所谓的达33.3%，不欣赏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也有12.57%。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62.53%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38.27%；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17.33%。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27.24%；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22.57%。“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50.53%。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87.2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76.4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最受推崇的校长

1.蔡元培

2.胡适

3.马寅初

4.梅贻琦

5.苏步青

6.茅以升

7.蒋梦麟

8.匡亚明

9.李达

10.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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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08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