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苏联的铁幕开始松动。布拉金斯基第一次被允许携夫人出国访问，两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无比喜爱这里的环境。如果不是在莫斯科大学还有教学任务，他们也许会逗留更久。

然而，布拉金斯基也并不完全开心。短短的三个月里，他目睹了两位科学家辞职离开引力波项目。德瑞福的随性、沃格特的专横在激化着小团队的内部矛盾，人人“要脱一层皮”的经历似乎正在上演。

德瑞福热衷于自己埋头不断地、反复地改进、发明实验技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过程。沃格特则正相反，他认定工程进度的要求不允许没完没了地纠缠于技术细节。于是，德瑞福认为沃格特是外行瞎指挥，沃格特指控德瑞福不具备踏实的科学态度，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瞎蒙（他倒也不得不承认德瑞福经常会蒙对）。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沃格特指定惠特科姆担任他的副主任，撇开了韦斯、索恩和德瑞福。

惠特科姆此前因为受不了德瑞福的专横跋扈已经辞职离开了，这时又被沃格特召回。他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协调沃格特与三驾马车的关系，也就是新的婚姻调解员。为了顾全大局，索恩和韦斯都选择了低调，只是倔犟的德瑞福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他与沃格特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发展到在每周例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沃格特开会时不再邀请德瑞福。会议进行时如果德瑞福自己来了，他立刻便起身离去。两人的明争暗斗不仅令团队、基金会头疼，而且逐渐被科技媒体获悉而公开报道，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问题。

1992年7月，加州理工学院作为管理方出面宣布德瑞福不再是引力波项目的成员。如同被解雇的职员，他被禁止进入实验室重地，只能在有人监护下才能去取回自己的私物。紧接着，借着装修的机会，德瑞福办公室门锁被更换、通道被新砌的墙完全堵死。德瑞福眼睁睁地被自己最心爱的事业抛弃，身心俱焚。然而团队内部也鲜有同情他的同事。索恩后悔没能更多地理解他的个性。旁观的韦斯和布拉金斯基则有一致的判断：他自认为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式的天才，却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独奏家，不可能指挥一个乐队。

从此，引力波项目不再有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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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沃格特焦头烂额，还不只是因为德瑞福。作为项目主任，他的首要任务是赢得国会的拨款。于是他成为职业游说家，几乎每星期都飞往首都华盛顿，在国会求爷爷告奶奶地逐个拜访议员办公室寻求支持。1991年，国会组织了一场听证会，邀请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泰森（Tony Tyson）作为项目外的主要证人之一。

泰森也不是外人。他就是当年自制了韦伯棒然后与韦伯直接交换、核对探测数据的合作者之一。当时他为了校准自己的仪器有意注入了一些人为的虚假信号，却赫然发现韦伯把它们当作了他们同时测到引力波的证据。（泰森自己倒是测到过一个真实的信号：在阿拉斯加州进行的一次地下核试验把他的韦伯棒当作地震仪鸣响了。）

已经离开了引力波领域的泰森对干涉仪基本上抱支持态度，只是对高达2亿美元的投资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非常怀疑。他在作证时指出该资助申请“过度地高估”了能捕捉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为了帮助不懂科学的政客和公众体会到这个机会之渺茫，他形象地描述道：

想象一下绕地球走一千亿圈的距离。当一个很强的引力波到来时，不过是会把这个距离改变不到一根头发丝厚度的程度。我们大概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能测量到这个变化。而我们还没法知道这个短暂、细微的变化是会发生在下个月、明年，还是三十年之后。

此外，泰森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数据：他咨询了200来位天文学家，其中近170人反对投资这个项目。

当晚，泰森就接到了索恩的电话，他能听出后者很受伤。索恩又给泰森写了一封很详尽的信，引用这些年理论、模拟的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过度高估”测量引力波的可能性。沃格特找到泰森，当面冲他发了火。泰森的电子邮件信箱也被项目内同行的来信挤爆。

三天后，压力山大的泰森向国会提交了一个补充证词，把他原来的话改成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许多人觉得引力波的强度和发生频率在过去曾被高估过”。同时他明确表达了自己支持偶尔用大投资进行高风险科学探索的态度。

无论是1972年的原始论文还是1983年的蓝皮书，韦斯一直把他的干涉仪叫做“引力天线”，意思是这个仪器可以接收到引力波信号。在他们走向大科学之际，他意识到要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名称。在英文世界里，好的名字往往只需要有一个朗朗上口的缩写，并不在乎背后的全名。

凑来凑去，韦斯最后决定把他的天线改称为挺绕口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因为它有一个响亮的缩写：“LIGO”。

1989年提交的资金申请书封面，题目是《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的建造、运行和相关的研究开发》。

当泰森看到他要去国会为一个“天文台”作证时，自然就想到应该去找天文学家做一个民意测验。

相比于阵容庞大的物理学界，天文学界只是一个小团伙。因为天文观测需要建造、共享大型望远镜和数据，他们内部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协作关系，善于抱团取暖。每十年，他们组织专家对本行业未来十年的前景、目标进行全面的审视（Decadal Survey），为各种投资项目、仪器设备进行优先排序，然后井井有条地申请、分配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他们提供的资金。

在过去二十来年里，尽管引力波曾经是重大新闻，天文学界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跟着韦伯、韦斯折腾的都是与天文不搭界的物理学家。激光干涉仪在他们的十年规划中从来没有过位置。它最多只在讨论时偶尔被提起过，但随即就因为不现实被否决。

当天文学家们从泰森的调查中知道居然有人在向国会申请2亿美元巨款建造一个他们不知情的“天文台”时都震惊了，绝大多数人自然地投了反对票。曾经与索恩打赌不可能在20世纪内测到引力波的奥斯特里克尤其愤怒。他本来就与泰森一样对索恩依据的数据持很强的怀疑态度，这时更公开谴责他的朋友这一不守规矩、破坏既有程序的不当行为。

当然这些天文学家们更担心的还是资金问题。在这一个项目上集中的大投资即使不把他们自己的小金库掏空，也会严重影响他们将来可能的拨款。如果国会、基金会有这笔大钱，他们的十年规划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投资的项目可以提前实施，轮不到物理学家越俎代庖。

索恩和沃格特对来自天文界同行的反对和指责觉得很委屈。他们指出这只是“天文台”名字闯的祸：他们的干涉仪与天文学其实没什么关系，是一个“纯物理”项目。他们一再解释在此之前基金会对他们的资助完全都是从物理科目中支出，从来没有动过天文学的那块奶酪。如果国会通过这项拨款，也不会影响此后的天文学资助，因为这是单独的立项——为物理学的立项。

沃格特很清楚，听证会只是一个公关平台，天文学界的意见更不是决定因素，争取议员的关键在于诉诸利益。建造“天文台”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诱饵是它的选址，无论建在哪里，当地都会因为这笔巨大投资受惠，是议员攫取政绩的好机会。他们先列举了几十个可选择的地点，遍布美国各地，吸引议员的注意、支持。

沃格特最注重的是东北部的缅因州，那里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言九鼎。他对这个自己州能受益又深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非常支持，鼓动缅因州政府发行债券协助，并在国会积极推动议案。1991年底，国会通过了第一年的初期拨款。

可是，当基金会1992年初正式宣布选址结果时，缅因州却榜上无名。虽然基金会坚持其选择完全出自科学上的考量，沃格特却判断这是占据白宫的共和党人暗地里给米切尔使了绊子。无奈，他只好又费尽周折找到选址之一的路易斯安娜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斯顿（J.Bennett Johnston），在他办公室地板上铺开设计图，画起时空线，两人席地而坐出乎意料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约翰斯顿被他天花乱坠的图景彻底折服，成为LIGO在国会新的吹鼓手。

1992年，国会有惊无险地通过了LIGO拨款法案。这时正是韦斯原始论文发表的二十年后。

国会议员们也不只是对LIGO斤斤计较，他们同时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抉择。

早先已经获得批准的能源部的那个“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预算这时已经从原先的40亿美元暴涨到超过110亿，引起轩然大波。国会一再举行听证会，许多物理学家，包括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作证反对继续投资对撞机。他们的理由与反对干涉仪的天文学家不谋而合：投资太大、时机太早、可能的受益太小；如果把钱砸在这一个高能物理项目上面，其余所有物理学家的资助前景堪忧……

航天局的国际空间站项目也遇到同样的麻烦。他们的预算与对撞机差不多大小，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已经成功地游说日本、欧洲等参与、分担费用，成为真正的国际项目。对撞机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日本、中国都曾一度同意加入），却效果甚微。

美国这时已经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捉襟见肘，不再有1980年代那样的雄心勃勃。国会认为这两个大项目最多只能供得起一个。1993年，上任不久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签署议案，撤销了已经花费了20亿美元的超级对撞机项目。一时间，美国高能物理学界风声鹤唳，众多物理学家不得不临时更改科研方向，甚至另谋出路。

当2012年欧洲核子中心宣告成功地探测到希格斯玻色子时，美国人只能仰天长叹。他们当年的梦想这时只剩下在得克萨斯州荒郊野地里挖下的一条巨大的地下深沟和几幢废弃的大楼。

德克萨斯州地下废弃的为超级对撞机挖掘的巨型地道。

在那场震撼之时，没有人注意到在夹缝中存活的只值2亿美元的L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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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赢得资助后，沃格特终于觉得自己是LIGO项目的真正主人。骨子里对上级权威的无比憎恨促使他想方设法让基金会靠边站，由他全权管理。在他眼里，基金会只要担负起从国会转账付钱的角色就可以了。为了便于管理，他没有立即扩大团队规模，依然维持着当初十来条枪的小队伍，其中大部分是听话的年轻职员和博士后。他希望这个精悍的团队能够完全服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加班加点、艰苦奋战地完成巨大的使命。

因为德瑞福事件已经开始对沃格特的管理不放心的基金会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迟迟没有组织起能够管理上亿美金预算的专业办公室，为什么还一直按兵不动，没有及时展开场地建设。他们开始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要求他提交具体的工作方案、定期汇报进展。基金会又一再邀请专家进行评议，他们有些指出沃格特不是合适的领导人，有些更直截了当地提议撤销整个项目。

沃格特这时也已经与刚上任时判若两人。他对基金会的插手深恶痛绝，一再拒绝合作。在一次多方参与的讨论会上，他在基金会一位年轻成员提问时突然勃然大怒，面红耳赤地当堂咆哮。在场的韦斯和惠特科姆不得不全力将他硬拽出会场，他们知道已经无法继续袒护沃格特离谱的行为方式。

1993年底，忧虑重重的基金会冻结了LIGO基建方面的拨款。1994年1月，国会将LIGO的年度预算削减了8百万，项目又一次陷入绝境。加州理工学院再一次没有选择，决定撤销沃格特项目主任的职务。至此他只任职了五年多。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果真在沃格特手下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但还“幸存”的索恩、韦斯不约而同地感叹，真正的奇迹不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引力波，而在于我们当初居然没把这事彻底搞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