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期间的我与书

文/岳爱国

在我的有生之年里，已经与书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书在我的人生成长中、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抑或在我的工作中须臾不可相离，相伴左右，直至今日。书是我人生的向导，一步步将我从最初的懵懂引向有了一定的文化；书是我的生存之本，因为与书为伍而确保我衣食无忧；书是我的终身伴侣，因为有书的存在，我的灵魂就有了寄托。

我虽然从可以不插队到不得已又被抛进了插队的知青行列（这里指的是，如若1971年初中毕业时不上高中，直接参加工作，就不用再插队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我一边安心劳动，一边找机会多读书、多学习，努力提高自己。插队期间虽可读的书依然极少，但我努力挖掘、开辟书源，故还是读了一些书的。

我的第一书源：本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伙伴。

某天偶然发现，我的一名知青伙伴居然留存着一箱子几十本“文革”前出版的大型杂志（依稀记得是《收获》，不知是否准确？）。我如获至宝，定时到他那里轮换借阅，即阅读完一册再去换阅下一册。至今记得，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关于做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从这些杂志里首次读到的，至今使我受益匪浅。记得还曾读到过其中刊载的一篇书评，是对女作家陈学昭所著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长篇小说的评价。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在读这篇评论之前不久刚刚阅读过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以延安根据地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叫做李珊裳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参加革命工作而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我阅读后的感觉：是一篇平淡如白开水似的作品，且我的感觉与那篇书评相吻合。

我的第二书源：本村喜爱读书的青年。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插队的村子里，我还真觅得一位喜爱读书的当村朋友。这位喜爱读书的朋友是一名姓萧的电工。之所以关系好，自然是因为我们都有喜爱读书的嗜好，故而有了共同语言。我们的做法是：互通有无、共同分享，即，不管谁借到了一本书，都要先后阅读，然后才可以还掉。这样做的好处是，借阅读书的机会大了将近一倍。前面提到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就是小萧借到的，他读过之后转借给我的。

我的第三书源：用仅有的零花钱购买图书。

“文革”后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正式再版了几部古典文学名著，包括《红楼梦》、《水浒》等。书价为：《红楼梦》（四册）3.45元（1974年出版）、《水浒》（三册）3.00元（1975年出版）。以今天人们的物价感觉看来，这个价格简直是白菜价——太便宜了；可在那个无零花钱来源，只能向父母张手索要的时代，这个价格对我简直就是天价（插队时也分过红，第一次是1974年年末，第二次是1975年彻底返城之前。我将这些分红钱悉数交给了家里。）。好在我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平时从父母那里所得的零花钱都在积攒着。于是，当听说我们公社的新华书店有这些名著售卖的信息后，即刻前往，倾囊所有，先后购买了《红楼梦》、《水浒》这两套文学名著。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呀呀学步”。我在我即将出版的诗集《心曲》的自序《从心中流淌出的文字》中，记录了这段岁月的点滴。摘录文字如下：

我的有文字留存的诗歌的创作，始于插队阶段的1975年。

我之所以在插队时开始写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文革”后期，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当我在插队的公社所在地的新华书店里发现有售《红楼梦》时，虽然定价只是3.45元，但这个价格对我这个穷知青来说，简直是天价了!当时的我虽囊中羞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倾囊所有，购得了一套。之后，在反复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受其影响，我的第一首诗作（姑且将其称之为诗作）诞生了。我的第一首诗作的标题是《观春之桃花有感》：“绿叶片片，/粉朵点点。/小小枝头春意闹，/观之尤好看。/翠叶竞舒，/艳朵争展。/疏是枝条浓是花，/视之令目眩。”（作于1975年4月11日晚）。虽然极幼稚，但那毕竟是我的诗歌创作之元，因此倍加珍惜。从此之后，根据大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时间的递进、工作地点的转换，我陆续写了一些顺口溜、打油诗性质的东西……，一直写到现在。

我的《红楼梦》、《水浒》等书不仅使自己受益，也让不知多少朋友受益。只记得，本属于我的《红楼梦》、《水浒》，却极少在我的可控范围里；而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它们都在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之间传递着……到它们彻底回归到自己的主人的手里时，其外在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至今，我仍保留着当年用“高价”购买的《红楼梦》、《水浒》这两套文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