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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与氢弹(四)壮志已酬

已有 6656 次阅读 2019-4-22 11:28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导读

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科学,研习各种艺术,追求各种乐趣,都离不开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提供的保护,无声而强大的保护。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壮志已酬。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无憾。


前两篇请参见:

于敏与氢弹(一)氢弹的科学原理 | 袁岚峰

于敏与氢弹(二)氢弹的科学原理 | 袁岚峰 

于敏与氢弹(三)何祚庥谈于敏如何研究氢弹 | 袁岚峰

在上一期中,我们介绍了何祚庥和于敏等人的氢弹预研工作(于敏与氢弹(三)何祚庥谈于敏如何研究氢弹 | 袁岚峰)。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本系列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两种氢弹构型,即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而且于敏构型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


合理的回答是:不知道。


何祚庥的文章说明了一点,于敏是对中国突破氢弹原理功劳最大的人,因此把中国的氢弹构型称为于敏构型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世界上存在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不过,于敏构型与泰勒-乌拉姆构型有没有区别呢?有没有可能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


从前面提到的所有信息中,——再次强调一下,这些全都是公开信息,不见得真实,——可以感觉到两种构型的基本思路似乎差不多。那么,两者有没有真正意义的区别呢?


网上不少文章说有区别,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实际上,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两种构型的细节都是顶级机密!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知道一个都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知道两个?还去比较它们的区别?所以,真正合理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实际上,对于于敏构型是否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的整个讨论,意义都很有限。如果纠缠于这个问题,就把重点带偏了,好像如果于敏构型不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价值就降低了似的。但真正重要的,其实就是中国成功掌握了氢弹!至于是以什么方式掌握的,跟别人的有没有区别,那完全是枝节问题。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两弹一星的价值主要是在国家安全方面,而不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别的国家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核威慑,而不是中国的核威慑有多少创新。


在研发出氢弹之后,于敏还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例如领导突破了第二代核武器,即提高核装置的当量质量比以及小型化,又领导突破了中子弹。此外,于敏还开拓指导了我国对惯性约束聚变与X光激光的研究。不过相关文章中对于这些研究过程的介绍远没有像何祚庥那样详细,因此我们就不多谈了。


但是,于敏有一个战略决策方面的事迹,绝对值得介绍一下。


八十年代中期,邓稼先和于敏审时度势,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做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遏制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而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突破第二代核武器优化设计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做的热试验还没有做完,该拿的数据还没拿到,核武器事业很可能“功亏一篑”。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递交建议书,要求加快核试验步伐,尽早完成必须要做的核试验。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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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1992年,美国在完成了最后6次核试验后,果然开始积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


正是邓稼先和于敏的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促使中央作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 年热核试验时间,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该建议为提升我国核武器的水平,保障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中国只做了45次核试验,仅为美国的4%,经费投入也少得多,但在核武器物理设计方面,经过原子弹、氢弹、小型化、中子弹、安全型初级五个台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由于我国采用了正确的核武器发展方针,在目标的选择和技术途径的抉择中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使得在实际发展中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在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成功发展道路上,于敏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引领者与设计师。


关于于敏的生平,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没有出国留过学,完全是在国内受的教育。著名物理学教育家、2016年国际物理教育奖章(ICPE-Medal)获得者赵凯华教授写过一篇长文《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 赵凯华),最后一节是“40年代本土科学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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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凯华领取2016年国际物理教育奖章


赵凯华举的例子包括:冯端、王业宁、吴全德、黄祖洽、叶铭汉、李德平、于敏、马祖光、周光召。最后,赵凯华指出:


“能培养出国际水平的本土科学家,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教育已达到国际水平。从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科盲状态达到现在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前辈科学教育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功莫大焉。”


我们崇敬于敏,主要是因为他对核武器研究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于敏这样做的代价是远离了他喜爱的基础研究。


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在基础研究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例如泰勒提出了姜-泰勒效应(Jahn-Teller effect),这是一个在化学和物理中十分著名的效应,导致分子的对称性自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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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泰勒效应


萨哈罗夫发明了托卡马克,这是一种重要的核聚变装置,例如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EAST就是一台托卡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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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87年邮票上的托卡马克


以于敏的天才,他原本可以做出大得多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于敏来研发氢弹,其实是一种大材小用,是一种牺牲。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有一段名言:“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地理、自然历史、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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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当斯


于敏正是为中国人民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科学,研习各种艺术,追求各种乐趣,都离不开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提供的保护,无声而强大的保护。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壮志已酬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无憾

    原文发布在【风云之声】公众号(2019年3月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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