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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4

已有 864 次阅读 2020-1-11 20:52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青铜器, 起源, 年代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4

第二章 青铜器的起源及其年代

引 论

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被学术界称之为“青铜时代”或者“青铜器时代”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具体涉及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及其早期的相关传说的真伪等问题,一直是古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比如,夏代九鼎的有无、三足的方鼎到底是怎么回事、蚩尤以金作兵器说的真相、夏代铜料产地的所在、还有那青铜铸币问题等等,围绕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上的学术疑难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作为金文学术研究成立的物质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先给出回答。

第一节 青铜器和青铜时代释名

铜、青铜、青铜器在古代中国有多种别称,现分别一一予以说明如下:

1、金·美金·吉金

金·美金·吉金三者是比较常见的“铜”的名称。以“金”来指代“铜”,见于先秦史书中的记载。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铸三钟。

楚地产“金”,世所皆知。楚子赐郑伯的“金”显然是高质量的纯铜料。从“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之记录可以得知:楚伯赐给郑伯的“金”,是可以用来铸造青铜兵器的“金”。同样的“金”,却既可以铸“兵”也可以铸“钟”,可见当时的楚国对铜锡混合比例的认识是比较成熟的。这就印证了《周礼·考工记》中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对上述几种具体用途的理解,看起来还有待研究。“钟鼎”、“斧斤”、“戈戟”三类六种青铜制品,自然没有争议。可是按照上述惯例,“大刃”的“大”是形容词,“削杀矢”的“削杀”是动词,这两者说明种属和前三者不是同一序列。假如我们把“大刃”理解为是“刀刃”之误的话,于是,前四者共点出八种青铜制品。那么,“削杀矢”又该怎么处理? “矢”本来就是用来杀人的,何谈“杀矢”?! 莫非“削杀矢”是三种青铜制品的名称?

把上述内容结合现代金属科学的研究结果,制成下表如下:



“铸三钟”的铜锡比例是“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而改铸“兵”的比例是“四分其金而锡居一”。铜锡比例的变化,相应的也就出现了以系列金属表现在机械工艺和性能上的变化,尤其是硬度的变化。因此,《吕氏春秋·别类》中就总结说:“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

在《国语·齐语》中正式出现了“美金”一词:“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猪、狗。恶金以铸鉏、夷、斤、斫,试诸壤土”。这里“美金”和“恶金”相对出现,可见是一组相反概念的术语。而韦昭《国语注》中只对“恶金”之“恶”字注解为“粗也”。相应的“美金”之“美”的含义也就是“细也”了。但是,还是“金”,也即还是“铜”,而不可能如某些人所主张的是“指铁而言”。

我们主张:符合《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载的铜锡混合比例的“金”就是“美金”,因为可以直接应用到具体的青铜器制造活动上。而不符合这一混合比例的“金”,因为无法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所以是“恶金”。因为不了解铜锡混合比例,所以才是“粗也”。《荀子·强国》中就提到了“刑范正,金锡美”,也从铸造青铜的工艺上提出了“美金”的判定标准。

马承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中也是赞成我们这一主张的。

杜廼松在《青铜器铭文中的金属名称考释》一文中提出新的见解,他主张“金”与“吉金”或许有所区别:

或许“金”是炼出的粗铜。“吉金”是在初炼出粗铜后,再提炼中已加锡或铅的铜,即按照要制作的器种,已配合好的铜与锡、铅的比例。

他的这一猜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铭文中出现的“赤金”、“金”、“吉金”三个概念是并存的,这三者之间是一物多名还是各有所指,还需要对铭文和铜料进行分析研究才能下结论。“美金”是什么样呢?可能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以为《白公父簠》出现的铭文应该就是对“美金”具体色泽的描述:“睪之金,佳鐈佳庐。其金孔吉,亦玄亦黄”。关键是“美金”的色泽是“亦玄亦黄”的。而“其金孔吉,亦玄亦黄”一语也是对“吉金”概念的最好解说。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史颂簋》和《曾白公父穆鬲》铭文中出现的“吉金”一词,乃至于在讨伐“淮夷”中出现的“孚吉金”之事,都证明了“吉金”已经是当时的通用概念之一。“吉金”也就是“美金”,是“其金孔吉,亦玄亦黄”的简称。

在殷商时代的铭文中大量出现的是“易贝”(即赐贝),而出现“易金”的记载就比较少见了。这反映出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青铜器还不是应用范围广泛的流通货币,青铜器的铸造权力和铜料的掌管一直把持在殷商王室手中。而到了周代,虽然还存在“易贝”的现象,但是“易金”(直接赏赐上等铜料)的记载大量出现成为时尚。周天子和诸侯国君的自上而下的“易金”行为,成为对下属的一种赏赐和奖励活动。“易贝”的目的经常就是为了购买铜料,如《庚赢鼎》铭文中就明确点出了“王易璋贝十朋,对扬王休,用乍宝鼎”。这里的青铜鼎铸造价格是十朋。这显然不如直接赏赐铜料更方便。《麦盉》铭文中就直接记载了“侯赐麦金”一事。

在社会经济史方面,为了购买铜料的“易贝”记载,使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当时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具体费用。上述的《庚赢鼎》的制作费用是十朋,而根据《何尊》铭文中的记载,它的制作费用是“三十朋”。《何尊》的尺寸是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公斤。而《庚赢鼎》不详,但是它是小鼎,我们以《何尊》的重量来估计,既然《何尊》的价格是三十朋,那么十朋费用的《庚赢鼎》的重量大约为其三分之一,即五公斤左右应该是比较有根据和合理的。而《复鼎》的制作费用是“三朋”,那么它的重量或许是一点五公斤左右。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地比较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找出当时青铜器制作工艺上存在的地区性和技术性的价格同异。

2、铜·红铜·赤铜·青铜

铜或称红铜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紫红色的天然纯铜块,一般它们是宇宙中含铜元素高的小行星坠落到地球或者自然界火山爆发过程中铜矿石在高温下形成的遗留物。至今为止,在考古学上已经发现过这样的遗留物被远古时代先民们加工成工具的现象。如,在土耳其南部的一处史前人类遗址中就出土了用天然纯铜加工成的原始铜针。但是,天然红铜的缺点是硬度低,而且无法大规模获取。

红铜在古籍中一般被称作“赤铜”。《管子·地数》中有“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一语。这一记载还出现在《路史·后纪》中。但是,在金文上出现的“铜”字,目前为止以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王酓胐鼎》为最早,在此之前则多称为“金”或“吉金”,见上文。该鼎铭文中有“获兵铜”一语。这里的“兵铜”是否就是制作兵器所用的铜料呢?

徐中舒在《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 一文中研究了“金”与“铜”二者概念的演变过程:

金与铜得名之由来:铜器之铜,古谓之金。铜器铭文每称受王锡金,或自择吉金,用以铸器,凡两周铜器,无不称金。至战国末《楚王酓胐鼎》及盘,始云“战获兵铜”。铜盖晚出之名。盖金初为铜之专名,及战国末,金渐为金属之共名,更遂制铜字为其专名。

关于红铜,郭宝钧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对此论述:

红铜矿石有天然存在的,石器时代的人们,捡取制器材料,偶有遇到铜矿石的,仍把它当作石材处理,捶打,敲击,剥制,琢磨。在处理过程中,发现它的性质不与石材同,不易辟裂剥落,并且可以锤薄,可以拉长,又能发灿烂的光辉,于是把它制成小器物或装饰品,用以装饰,这是红铜发现时的情况。所用的方法叫冷锻法。后因某种场合,某种关系,也或者就是在野外燎原吧(?),偶然把红铜器烧为液体,火熄灭后仍复凝固,但已改变了原来的形状。以此启示,遂诱导人们发明熔铸术,这是红铜时代较进步的阶段。

郭宝钧这段论述很多观点在模棱两可之间。实际上,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解释远古人类发明熔铸术的真正原因和大致时代。也许只有自然界的火灾和火山爆发现象给予了远古人类的直接启迪?当然,这也只是推测。在这样的自然火作用过程中,在熔化红铜的同时,也会把其它金属的矿石也一起熔化,最初的天然合成的青铜可能就是这样出现的。远古人类在铜中加入锡或铅,使铜原料变成青色或金黄色的硬度高又容易加工的金属合金,这就是人工铸造出的青铜。

青铜和单纯的红铜、锡相比,具有特殊的物理性能:

在物理学和化学性质上,一般合金熔点低,比原来的金属熔点低。硬度,比原来的金属硬度高。体积,比原来的金属略为涨大。铜锡合金的青铜也正是如此。……就体积说,它能熔时流荡,无微不入。凝时满范,花纹绮丽,且少存气孔,具有化学的稳定性,容易得出锐利的锋口,还具有美丽的外观,于铸造最为适宜。

以上两类是有关“铜”概念的别称。有时它们也被用来指代青铜器,如“吉金”和“青铜”两个概念,通过我们在前面对金文学术研究诸多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吉金”和“青铜”这两个概念其实就是青铜器的常用术语。当然,也有合上述二者为一的“赤金”这一概念出现。如,《曶鼎》铭文中的“易曶赤金”、《麦鼎》铭文中的“麦易赤金”等,这应该就是赏赐天然纯铜料的珍贵记录。

3、铜器·古铜器·青铜器

“铜器”一般来说就是“青铜器”的简称。而“古铜器”显然应该是“古青铜器”、“古代青铜器”的简称。现代学术界的标准术语是“青铜器”。在“青铜器”狭义的使用范围内,它只是指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汉、唐时期的“青铜器”虽然也是“青铜器”,但是否也属于“古铜器”的范畴?看起来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至少,我本人对古代金文学术研究著作中收录了大量汉、唐时期青铜器的现象颇有看法。

在清代学者的著作中,汉、唐时期青铜器和夏、商、周时期青铜器一样,全是属于“古铜器”的范畴。我们立足于金文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理解“铜器”、“古铜器”、“青铜器”这三个概念,我们主张狭义意义上的使用范围才是上述三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意义及其学术价值所在。即,在本书中,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主张“铜器”、“古铜器”、“青铜器”这三个概念是指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汉、唐时期青铜器,作为先秦时期的遗风,虽然被清代学者们收录在著作中,但它决不是金文学术研究的核心和主流。

4、彝器·礼器

“铜器”、“古铜器”、“青铜器”这三个概念,在先秦时期也曾经被称为“彝器”。见《左传·襄公十九年》:“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所谓“彝器”,杜预《春秋左传注》中解释说:“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因为在商周时代的祭祀活动中经常按照当时“礼”的相关规定使用这些“彝器”,所以使它也就具有了“礼器”这一名称。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一文中还提出了“器者,所以藏礼”之说。

我们从“彝器”和“礼器”这一角度来理解的话,“铜器”、“古铜器”、“青铜器”这三个概念也只能是指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而和汉、唐时期青铜器有着很大的距离。

有关红铜和青铜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以及工艺性能的比较,请见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制作的下表:



注:J表示金属铸造,S表示砂型铸造,流动性按一般采用的方法浇注液体金属到砂模中所得到的落选线的长度来表示。

5、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

“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这一概念来自丹麦。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在1836年出版的《北方古物指南》(Ledeteaadtil Nordisk Old Kyndighed)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梅原末治在《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中曾就此阐述说:

此处所谓青铜器时代者,乃欧文Bronze Age之译语,用以称呼史前文化之一阶段也。盖人类日常生活所必要之利器,最古使用石器,其后以偶然之机缘,知有纯铜,更知加以锡因成青铜而变为质料坚劲之合金,乃用以制作各种之利器。而青铜器时代者,其所含之意义,即指此种文化时期而言。

因此,把Bronze Age译成中文可以有“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两种译法。在现代学术史上,这两种译文是并行的。比如,郭沫若和张光直分别著有《中国青铜时代》一书,郭宝钧和梅原末治分别著有《中国青铜器时代》、《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今天,学术界使用“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这一术语,有时却是为了有意避免使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而来的。也许是因为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对“西周封建说”的反对而采用的一个回避方法吧。对于主张“秦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们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左右逢源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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