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otosizumoto的个人博客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kyotosizumoto

博文

刘正教授论文《青铜器铭文产生的背景研究》之先秦时代诸说的考察

已有 972 次阅读 2019-12-31 20:53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青铜器铭文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9

第四章 铭文产生的背景研究

引 论

如上所述,从时代来说,在殷墟青铜器的第二期开始出现了铸刻铭文的现象。从已经发掘的青铜器实物的字数上看,有单字铭文,如《其大圆斝》铭文为“其”字,《亚斝》铭文为“亚“字,《丙鼎》铭文为“丙”字。有两字铭文,如《妇好方偏足壶》铭文为“妇好”二字,《子渔尊》铭文为“子渔”二字。有三字铭文,如《司母辛四足觥》铭文为“司母辛”三字。有四字铭文,如《司母辛》铭文为“司母辛”四字。到了出现大量铭文时代的殷墟青铜器的第三期,仍然有单字铭文,如《共鼎》铭文为“共”字;有两字铭文,如《子韦鼎》铭文为“子韦”二字,《父已鼎》铭文为“父已”二字……甚至到了殷墟青铜器的第四期,仍然有单字铭文,如《京鼎》铭文为“京”字……可见殷商时代青铜器铭文字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铭文价值及其成熟程度的唯一指标。我在此也使用郭宝钧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的述语——“简铭时期”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殷商时代出现的青铜器铭文。但是,这些铭文存在意义及其成立的背景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在本章中要予以研究的课题。

在殷商时代青铜器铭文的简铭时期里,这些铭文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干支、族徽、私名、其它。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还有“亚”字形内出现的简铭(干支、族徽、私名、其它)与没有“亚”字形的简铭(干支、族徽、私名、其它)两大区别。所谓“亚”字形,是指出现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上的一种特殊图形文字,其外观和“亚”字形很接近,故一般称其为“亚”字形。如常见的一些“亚”字形:



有关这一字形的意义和断代,中外金文学术研究学界异见频出,莫衷一是。有所谓宗庙说、祭祀说、明堂说、殷代器物说、职官说、族徽说……等等,至今没有定论出现,是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一大难题。比如,著名的《商戍嗣子鼎》:



此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据敦沫若考释,当为:



郭宝钧曾主张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是“晚殷最后的遗存”。有鉴于殷商时代青铜器铭文的简铭特点,他提出了当时重花纹而不重铭文的时代特征:

可知对铜器的重视点,在纹不在铭,而文字的使用,在甲骨,在典册,并不以“镂于金石,传遗后世子孙”为第一事。

殷商时代是简铭时期,到了西周,特别是从西周中期开始,在青铜器上铸刻洋洋数百字的长铭成了当时的一种风尚。文字体系的日益完善、语法和词汇的增加,都是产生长铭时期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而青铜器铭文的价值功能的变化,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郭宝钧在对比殷周铭文长短的变化之时总结说:

殷铭简短,一般只三、五字,铭为器的附属品;周铭长,常洋洋数十或多或数百言,要“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因有这种特殊目的,故选器类之口大、底宽、腹浅易见的如鼎、簋、簋、盘、盂,又如尊、钟,以论撰其先祖之功德,实亦自撰其德,以夸耀自己,传遗于后世,使“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时器为载铭为刻,非铭为附器而刻,铭既有夸耀之用,故撰写不嫌长多,随文而铸的器,自亦不妨重大。

若从研究的学术价值的角度而言,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才是最有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核心所在!而西周史研究更是先秦史研究的核心所在,但又一直苦于文献短少而驻足不前。因此,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对于彻底了解西周社会结构和西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有着为现今所有古籍所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功用。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一篇青铜器铭文足以抵古文《尚书》一篇”的说法。比如,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出土一批西周初期青铜器,其中就有一件《利簋》,其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历史事实。

相关的发掘报告如下:

利簋 一件。深腹,方座,双耳有珥。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圆足亦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龙纹。器内底有器文四行三十二字。



《利簋》铭文释文: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

鼎,克夙文又商。辛末,

王才阑师,易又事利

金,用乍檀公宝尊彝。

案:《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一段记载。又见于《尚书·武成》:“甲子昧爽……天下大定”。再见于《逸周书·世俘解》:“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以上三条资料是有关武王征商的珍贵历史记录。但是,对于是否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则是千年不解之谜!现在,因为《利簋》的出土,这一千古疑案已经焕然冰释。上古史籍中的所谓“昧爽”,根据《诗·柏舟》孔《疏》:“朝,即昧爽也”。可知即是《利簋》铭文中的“朝”。而“甲子”日的记载,则是上古史籍资料和青铜器铭文资料对于武王征商的记载,完全—致!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出土了《利簋》,证明了《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对武王征商问题的具体时间记载和相关史料是信史。也即《利簋》铭文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与古文《尚书》中《武成》一篇,具有相同的史料价值。可见“一篇青铜器铭文足以抵古文《尚书》—篇”的说法,并非夸大不实之词。

即使是研究铜器类型学的著名考古学家,也对铭文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大抵金文铭词语序,仍承自甲骨。惟内容大有发展。其图记自铭、简辞短语之识,固居多数,而长篇巨制、雄厚渊懿之作,可以抵古文《尚书》一篇者亦不下数十通。析其内容,有记祭典者,如《大丰簋》之衣祀文王,事熹上帝是。有记述训诰者,如《毛公鼎》之反复叮咛、谆谆训勉者是。有记征伐功勋者,如《小盂鼎》之伐鬼方,《虢季子白盘》之伐玁狁是。有记宠锡策命者,如《颂壶》之宰弘右颂,尹氏、虢生授命,颂受册出,反纳瑾璋是。有记授土授民者,如《宜侯夨簋》之锡邑锡庶人是。有记盟誓约剂者,如《夨人盘》之定界约,《曶鼎》之记赔偿是。其它于《驹尊》可以见执驹之礼,于《蠡彝》可以见统帅兵权之重,于《盂鼎》可以见人鬲赏赐之多,于《召尊》可以见公田面积之大,……从其中可以见社会生活、社会性质者不一而足。因钟鼎之铸,原为古人铭功颂德,“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物,即《墨子》〈非命下》所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鲁问篇》所谓“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者,故古人生活迹象,于不知不觉间,皆保存在铭文之字里行间,为研究西周社会和文物制度之重要资料。

诚如上述,西周长篇青铜器铭文的产生,使金文的史料价值功能得到了空前的高扬,也为研究西周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在古代金文学史上,是怎么认识铸刻青铜器铭文意义的呢?

第一节 先秦时代诸说的考察

青铜器铭文自铸刻之日起,学者们就开始了对铭文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探讨。但是,保存下来的珍贵观点都散见于先秦古籍中。大致有以下七种观点,现分别予以说明如下:

1、使民知神奸说

此说首见于《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在这里并没有说明铭文的存在与否,而古籍中对于夏鼎的记载只是集中在对饕餮图案的说明上。如前所述史料中对夏鼎形状的记载是:其一,“鼎成三足而方”。(见《墨子,耕柱》)。其二,“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见《左传·宣公三年》)。其三,“为物贪惏,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见郭璞《山海经注》)。





即:夏鼎是三足方鼎,器壁上铸刻有饕餮纹,出现这些饕餮纹的目的是教育夏朝臣民懂得辨别是非善恶。可见在当时并不存在铸刻铭文问题。那么,青铜器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功用是以花纹·图案来体现的。这种重花纹·图案的夏代青铜器的价值功用,暗示着在早期中国宗教思想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西周时代就被总结成伏羲氏仰观俯察作八卦的阴阳学说。而在古文献的传统上,从传说中的夏易《连山》到西周的《周易》都是继承了这一观象而知吉凶的传统。通过对夏代青铜器图案和价值功用的分析,和古文献中对三易的观象而知吉凶传统的记载,我们发现这二者是相融合的,是—致的。而这一文献资料和出土青铜器上图案·花纹的一致,为了解夏代早期思想和文化的概况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前述商周时代的“”字铭文青铜器的存在,也是对饕餮图案、对以目来观看的观象传统的客观证明。而这一传统的直接来源应当就是夏代易学和青铜器中所蕴涵的传统。

因此,使民知神奸说的出现是针对无铭之文(亦即对无铭之纹)的价值功用的说明,它阐述了青铜器图像的社会作用,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也为以后儒家礼教思想的诞生准备了基础。

2、镇抚社稷说

此说首见于《左传·昭公十五年》:

十二月,晋荀砾如周,葬穆后,籍谈以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为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何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戚钺、鉅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厌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这段文章在西周礼制和历史的研究上意义颇为重大。这也难怪王要斥责籍谈“数典而忘其祖”了。因为当时晋国的铜器已经很发达了。我们从现今山西出土的大量晋国青铜器已经可以相见当时的辉煌状况。可是,籍谈居然说什么“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之类的鬼话。

在解释武王克商的原因时,景王提出了“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在主张武王克商的武器(军事)决定论。这和史料中对当时周、商军事力量对比差别的记载是相矛盾的。是得胜多年以后的自吹还是对克商虎贲军的赞美,还有待于仔细考察。但是,这里正式阐明了西周分封制中的分器说。即,西周在分封诸侯时一定会同时赐给受封的诸侯以青铜器,目的是“以镇抚社稷”。类似的记载还可以见《左传·文公十二年》:“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杜预注:“大器,钟鼎之属”。在具体的受封(即,册命)过程中,晋国曾得到了“戚钺、鉅鬯、彤弓、虎贲”,还得到了“以有南阳之田”的土地赏赐。景王特别强调了“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的价值观。而这里又一次出现了“抚之以彝器”一语。还是突出了青铜器在分封时的价值功用。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铭文的铸刻与否问题,但是,册命过程和赏赐青铜器都是通过铭文完整地记录下来。只是这里强调的是青铜器所具有的“以镇抚社稷”的价值功用而忽略了对铭文内容和受赏意义的具体说明。

3、嘉功之由说·铭其功烈说

此说首见于《左传·昭公十五年》,在前述景王指责籍谈“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之后,紧接着就是以下这段内容的记载: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

这里特别是“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的观点,正是对青铜器的价值功用的说明。它是对立有军功者的一种赏赐。这和西周册命金文中对立有军功者的赏赐铭文是十分一致的。看来,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两派观点,一派看重受封时所得到的青铜器,如前述的“镇抚社稷”说:一派看重立军功后所得到的青铜器,如这里的“嘉功之由”说。此二说反映了景王和叔向二人对青铜器价值功用认识的对立。

和叔向的观点相类似的还有“铭其功烈”说,见《左传·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大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 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从这里的“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一段文字中,明确了青铜器铭文必须要具有赞美祖先功绩的内容。这也是“彝器之来,嘉功之由”说的翻版。同时,这里还规定了铭文内容和使用者之间的用语区别:“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这是要求铸刻铭文的内容要成为对《周礼》的一种体现,天子、诸侯和大夫的铭文用语是各不相同的。“嘉功之由”说主要是针对大夫铭文用语的要求。

4、器者示民说

此说首见于《礼记·檀弓》: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明器,又作冥器,特指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礼记·檀弓》引孔子之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祭器,特指专门为祭祀而制作的器物。明器也罢,祭器也罢,其核心还是在对青铜器的使用上。

因此,上述观点的中心目的是阐述夏商周三代在使用青铜器上的目的和区别。由夏代重明器、商代重祭器和周代明器·祭器并重这三种区别,可以看出三代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这种看重三代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的观点还有不少,最著名的就是《论语》中对“礼”和“社树”的异同说明了。前者见《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后者见《八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我们按照上述模式把仲宪之言修改为:“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就可以发现出现:在孔门学派中的对三代文化异同的总结,是以其自身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基准而进行的。仲宪之言和曾子之言的本质区别乃在于:仲宪看重的是青铜器价值功用在三代的变迁,而曾子看重的是人的理性主义精神在商周两代的崛起。从表面上看,这是对青铜器价值功用分类和用途之争,而其内涵则是对原始宗教信仰和人的理性主义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说明。曾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按照上述模式修改为:“夏后氏用鬼器,殷人用人器,周人兼用之”。透过对青铜器价值功用的这一分类,我们可以看出由夏到周之间人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三代的演进。

为此,严一萍在《夏商周文化异同考》一文中提出了三代文化一脉相承说:“综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因,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这是继承了《礼记·礼器》中的“三代之礼一也”的传统观点而来。这一传统观点有着很深厚的考古学基础为背景。张光直在利用《世本》中对夏代筑城的记载和河南省郑州商城、湖北省黄陂商盘龙城等地发掘出的商人筑城遗址、以及《诗经·绵》中对周人筑城的记载等资料之后,从考古学角度上主张:“三代之间不但在王制上相似,而且至少商周都有贵族分封治邑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和中国古代城郭的起源是分不开的”。他的上述观点反映了他试图为三代文化和礼制的演进提供一个考古学物质基础的努力。

5、铭者自名说

此说首见于《礼记·祭统》: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执政,明足以观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这一观点显然是针对那类祭祖性的铭文而言。《释名》:“铭,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称名”。以“名”解“铭”,言简意地表达出那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的作用。因此,在作者看来,祭祖铭文的价值功用是“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但是,这只是青铜器铭文用途之一,并非全部铭文的存在意义。

6、大约剂说

此说首见于《周礼·司约》: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

所谓“约剂”,古代用作凭据的文书、契券。《周礼·春官·太史》:“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汉代郑玄《周礼注》:“剂,谓卷书也”。又:“约剂,要盟之载辞及券书也”。再:“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贾公彦《周礼注疏》:“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鸡、鸟、斝、黄、虎、蜼之等,以画于宗庙彝尊,故知欲神监焉,使人畏敬,不敢违之也”。郑玄在注中还为《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之说作注是还特别强调:“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清代龚自珍《说宗彝》:“宗彝者何?古之约剂器也”。

可见,这是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法律文书而言的。所以,在西周时代,具有外交文书性质的文字,都是需要铸刻在宗庙彝器上。而所使用的青铜器主要是以下六种:鸡、鸟、斝、黄、虎、蜼。这是铭文内容和青铜器种类的划分之间的一个证明。

7、传遗后世说

此说首见于《墨子·鲁问》: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吾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螟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

这里的“攻其邻国,杀其民人”是在说明战争攻伐,“以为铭于钟鼎”表现出立军功受赏铭文的作用。这是战争攻伐铭文的存在意义。

在铭文内容上,几乎每件铜器铭文上都会出现“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话,这也就是“传遗后世子孙”说在铭文上的具体体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55881-1212293.html

上一篇:刘正教授论文《夏代青铜铸币的有无问题》
下一篇:刘正教授论文《从夏代的花纹到殷代的铭文》

0

评论 (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0-2-26 12:26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