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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古今金文学界论青铜器铭文的价值功用》

已有 1186 次阅读 2019-12-8 09:42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古代金文学家的观点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12

第三节 古代金文学家的观点

自秦汉到清末,有关青铜器铭文的价值功用问题的研究,历代金文学家们大致提出了以下三大观点:其一为载道垂戒说;其二为考古说;其三为藏礼说。现分别予以说明如下:

1、载道垂戒说

此说的首倡者为李公麟。见《籀史·李伯时考古图五卷》:

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也。著《考古图》,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伯时谓:“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为纪,而能使民不犯于有司,岂徒眩美资玩,为悦目之具哉”。

李公麟在此以《周易》中的观象制器学说来解说青铜器铭文存在的意义。此说既吸收了曹丕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文人的“载道”思想,又容纳了王孙满的“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制作青铜器时正统的“垂戒”观点。何况在以对古器物的赏玩为核心的中古时代,具有相当典型的代表性。

2、考古说

此说的首倡者为吕大临。见《考古图序》:

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浸盈卷轴,尚病家启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之,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辅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

吕大临所作《考古图》,自书名也可以看出其用心所在了,他是以青铜器铭文来考古,即“以辅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显然是利用铭文考证经传中所阙亡的史事。这一点最为现代金文学家们所效法。

3、藏礼说

此说的首倡者为清代阮元。见《商周铜器说》:

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贤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器,非有学问同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

此说是上述臧武仲的“作彝器……昭明德而惩无礼”说的发展。金文学术研究之学到了清代已经开始走出了古器物之学的研究模式,阮元以器求礼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尽得金文学术研究之奥,但在打破古器物之学的那种“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载道垂戒”学说上有其独到之处。在此两者之外,或流于赏玩,或重其史事,但其终结皆不出载道垂戒或器者藏礼二说之外。

第四节 现代金文学家的观点

现代金文学家们的观点,大多以青铜器铭文中的史料价值为核心。如: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史料说。认为:

铭文的性质大率记载作器的原故,内容是丰富的。金文是古代的一种重要记录,重大事件多勒之鼎彝。《左传》曾谈及叔向向晏婴述《谗鼎》之铭,孟僖子召见他的大夫述《正考父鼎》铭,可见左秋明作《春秋传》,也根据铭文作为修史的资料。彝铭即是当时的真迹,传至今日,实为贵重的第一手史料。

唐兰在《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一文中也主张此类说法。他说:

青铜器铭文中往往记载着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又常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第一手资料,远比书本资料为重要。

其实,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可以说就是解读铭文和西周史事的典范著作。

当然,上述观点的首倡者,显然是王国维。他在《毛公鼎考释》一文中就正式提出:

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可尽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日多,自周至汉音亦率变。假借之字不能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知彼,即甲以求乙,则于字之不可考者,必间有获焉,然后缺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在上述观点之外,以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为代表,公开提出了书史说。认为:

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策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罚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势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

书史说实是现代金文学者们的一种通识。此说也可以看作是史料说的一个发展。

白川静在其名著《金文の世界》一书中提出了政治表现说。认为:

铭文的出现意味着祖灵和祭祀它的氏族之间、氏族和王室的政治联系通过这一媒介开始具有很强的作用……是政治联系强烈地支配氏族生活的直接表现。

作为日本汉学家,此说自然有异于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其实,史料说、书史说和政治表现说都是以力求金文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并试图建立现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

当然,龚自珍的观点最能比较全面的代表古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他的《说宗彝》一文中的观点:

然则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国,大夫有家,造祭器为先。祭器具则为孝,祭器不具为不孝。宗彝者何?古之养器也。所以养苟老,受禄祉。养器具则为敬,养器不具为不敬。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古者宾师亚祭祀,君公有大夫享器具则为富,享器不具为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国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贵而既久长矣,于是乎有府库以寓重器,所以鸣世守,侈祖国,矜伐阅也。宗彝者何?古之陈器也。出之府车,登之房序,无事则藏之,有事则陈之,其义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享之日,于是有宾,于是有好货。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谓之从器。从器也者,以别于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则刻之吉金以矜子孙。宗彝者何?古之约剂器也。有大讼,则书其辞,与其曲直而刻之,以传信子孙。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从。宗彝者何?古之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敌国,必以大器成。宗彝者何?古之献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则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镇抚异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报器也。国亡,则报之以奔人之国;身丧,则报之以奔人之国。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裢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榔之中;榔之外,冢之中;于是乎有之。起于中古。宗彝者何?古之乐器也。八音金为尊,故铭之,衍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铭,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孙。宗彝者何?古之瑞器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为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为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为有爵邑之祥。凡有征于先史之籍者,有此十九说,皆不可以不识也,不可以不类识也。

对铭文的价值功用的阐述,古今未有过此文者。但是,此段文章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青铜器的社会价值功用和它赖以存在的礼制化社会基础,使得古代文明和文化更能集中体现在青铜器的具体存在上。从政治、经济、法律、战争到宗教、音乐、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无一例外的都要和青铜器产生多少不等的联系。西方考古学家们所主张的那种以青铜器的出现与否作为衡量一种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的这一传统观点,看来是有其独到的根据的。

飯島武次在《夏商文化の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沿袭了西方考古学界这一传统,并从远古时代国家的成立这一角度上正式提出了:“被考古发掘出的宫殿向我们证明了建造这些宫殿需要足够的权力、组织能力、经济力量、建筑技术的事实存在。大型墓葬的发现又是暗示我们被埋葬这里的是具有指导者、族长或支配者的地位和身份。而青铜和玉石制造的礼器的出土,从更高一层意义上提示我们当时已经出现了对宗教权威的确立。青铜武器的存在又是大规模化的军事力量存在的象征。……在此可以看出远古时代国家的出现也就不是空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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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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