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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青铜器铭文断代的方法》

已有 1058 次阅读 2019-12-2 11:09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青铜器铭文断代的方法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15

第三节 历法断代说

要想从铭文中对其进行分期和断代,是件奇难无比的科研课题。

在商周时代,出现在青铜器上的纪年方法虽然大致上是统一的。但是,根据对铭文中出现的初吉、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月相术语理解的不同,还可以分成定点月相说和四分月相说两派观点。因此,仅仅是“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并不能解决铭文分期和断代上的全部问题。

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就力主根据铭文上所揭示的历法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他说:“彝器文字,既为宗周一代文献史实之首矣,则当先年考定其时。其时不定,或以为文王,或以为幽王有器与无其器等也”。

然后,他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

如能于传世古彝数千器中,择其年月分日全铭不缺者,用四分、三统、诸历推算六、七十器,确定其时代。然后更以年月分日四者记载不全,比类会通,考定其时代,则可得百器矣。然后更以此百器为标准,求其形制刻镂文体书势相同似者,类集而参综之,则无虑二三百器矣。然后更就可知时代之群器,籀绎其铭识上所载记之史实,与经传群籍相证合,则庶几乎宗周文献略可取征于一二矣。

他的《金文历朔疏证》一书应该说就是实现他的上述想法的代表作。宋代的金文学者如吕大临、薛尚功等人,利用当时所掌握的三统历和太初历的知识,已经开始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了。但是,到了吴其昌此书的出现,才算取得了一项可以称之为阶段性的成果。虽然,今天看来,此书还并不十分成熟,值得商榷之处颇多,但是他毕竟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河。

第四节 铭文断代说

一般来说,利用铭文中记载的人物和史实进行断代,应该是最为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铭文中或者只出现孤零零的一个“王”字,或者出现的是现存史料中无法对应的人物或者职官,或者出现的是现存史料中无从查考的特定的历史事件,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这样的铭文记载的是哪一代周王或者商王的史实,也不知道某个人物或者职官究竟是商周史料中的哪一位。就是出现了完整的历法记载,也根本无法断定铭文史实的真实年代。

1、时王断代说

所谓时王断代说就是主张铭文中出现了王的名号或者谥号,因而可以立刻准确地判断出青铜器的年代。比如在《师旦鼎》铭文中就出现了“唯王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作周王、太姒宝尊彝”的记载,这里出现的“周王”和“太姒”同时并举的现象,显然是指周文王夫妇。而“师旦”也只能是指“周公旦”。这里的“唯王元年”的“王”,应当就是“周武王”。于是,《师旦鼎》为武王时代器已经十分明确了。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主张:

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国纪年者,如《鄀公簋》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邓公簋》云“唯邓九月初吉”。

相应地,“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唯邓九月初吉”为春秋时代器也就是不争的事实。可见,时王说还是有着强有力的铭文材料作为证据支撑的。

有时,时王是被明确写入铭文中的。如《宗周钟》中的“来逆邵王”一语,邵王即昭王,则《宗周钟》显然是昭王时器。

2、称谓断代说

所谓称谓断代说就是主张利用铭文中出现的人物称谓来进行殷周铜器断代的观点。目前为止,它主要有两个立论根据,其一是以“考”字称谓立论,其一是以“子孙”字称谓立论。

所谓以“考”字称谓立论就是主张凡是铭文中以“考”来称谓自己的父亲的,大多是周器。如,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主张:

余意称父为考,始于周人。故商器中只称“父某”或“文父某”,至周器则称“文考父某”或“厥考”“文考”“皇考”“穆考”。故凡称“考”诸器,无论其有图形、日名与否,均可定为周器。

那么,假如在殷商铭文上出现“父”字又该怎么理解呢?对于这个问题,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对《父己足迹卣》铭文进行考证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

凡称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质,为其祖、考作祭器者。犹称“父”也。

即“父”这一称谓在商代同时兼有祖、父两种含义。

所谓以“子孙”字称谓立论就是主张凡是铭文中出现“子孙”称谓的,大多是周器。如,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如是说:

殷人尚无子孙观念,周公手创周王宗法制度者,故亦为最初并立子孙观念者。考殷器从未有连举“子孙”二字者。

3、日名断代说

所谓日名断代说就是主张凡是铭文中出现的干支人名的,大多是商代器、甚至是夏代器。持这一观点的以宋代学者为多。

吕大临《考古图》卷一对《庚鼎》、《辛鼎》和《癸鼎》铭文的解释中就说:

按《史记》夏商未有谥,其君皆以甲、乙为号,则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一中对此解释说:

器名一字者,多夏商之器也。

这里的“器名一字者”,显然指的也是“皆以甲、乙为号”--也就是以干支为号的问题。

4、“日”字加日名断代说

此种也可以看成是日名说的发展。所谓“日”字加日名断代说就是主张凡是铭文中出现的干支人名的,而且在其前面正好有个“日”,大多是周代器。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主张:

日名之上加以日字,虽始于商,如《三商戈》,而以周代为多,西周后期仍有之。

为此,容庚在书中特别举出了《休盘》、《师虎簋》、《寰卣》等几十例铭文为证,加以论证说明。

5、康宫断代说

所谓康宫断代说就是主张西周金文凡是有“康宫”一词的青铜器应该都是康王以下各王之物。这一观点是对罗振玉观点的发展。最早是罗振玉主张铭文中的“康宫”就是康王之庙。但是,将此说发扬光大的却是唐兰,他提出了以“康宫”作为西周铜器断代中的重要标准。

唐兰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一文中主张: 金文里的康宫就是周康王的宗庙。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把金文里的康宫有关的

许多问题解释清楚,可以明白西周时代的宗法和祭祀制度,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此来作为西周青铜器断代问题中的一个标尺。

然后,他比较详细地考证了金文中:

康宫是周康王的宗庙,单单从这个题的本身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的标尺来看却又是很重要的。康宫既然是康王的宗庙,那么,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是康王以后。许多铜器铭刻在内容上又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用康宫作为分时代的标尺,不只是一两件铜器的问题,而将是一大批铜器的问题。

当然,对唐兰之说表示反对的也大有人在。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唐兰的康宫说刚露头角时,郭沫若就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就《令彝》铭文中“康宫”与“京宫”同时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反驳: “康宫”与“京宫”对文,则可知康宫必非康王宗庙,不然则古彝器中为何绝不见

成宫武宫文宫等字耶? 何幼琦在《西周年代学论丛》一书中主张: 唐氏释宫为庙,在训诂学上固然有此一说。可是《尔雅》和《说文》不也有“宫,

室也”一说吗?宫何尝一定是庙而非室呢?在未能用事实否定康宫是康王的居室之前,就肯定它是康王之庙,是一种先验论的认识。他断言铭有“康宫”之器,不能定在康王之前,也是缺乏验证的论断……康王时有康宫,昭王时有昭宫,穆王时有穆王大室,夷王时有夷宫,这些事实,宣告了宫为庙说的彻底破产,因为谁也不会给自己修建宗庙。尤其是,成王时已经有了康宫,康王时已经有了昭宫,夷王时已经有了厉宫,更不可能是父王预先给儿子修建宗庙。这就预先从根本上否定了康宫为康王宗庙的说法。

但是,何氏的否定说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预先修建宗庙虽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宫室变为宗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谓新宫,正是这一使用功能变迁的产物。所以,我还是赞成唐兰的康宫说。

6、族徽断代说

所谓族徽断代说就是主张根据商周铭文上出现的特殊图形文字(族徽),作为判断青铜器是商或周的断代根据的观点。如,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就主张:凡是铭文中出现“析子孙”图形的,就一定是商代器。此说在中国学术界也获得不少学者的支持。

该图形有多种变化,比较典型的十种常见的形象如下:


但是,“析子孙”是否为商代青铜器上出现的特定符号或者族徽。目前还缺乏古文字学、可考古学上的力证,还需要相关学者继续加以研究。

7、互证断代说

所谓互证断代说就是指铭文中没有出现时王和作器时代的记载,但是根据它所记载的史实和使用的语言,再参照已知青铜器的作器年代和先秦史料,对比研究后考证出的该青铜器所处的时代。这是比较有科学化的研究方法。

如,《番生簋》铭文,今只存后半段,完全不知道作器年代。而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利用互证断代法考证后认为:

然铭文与成王时代之彝器,如《毛公鼎》、《毛父班彝》及成王时代之典籍:如《酒诰》、《立政》、《顾命》相同。而与《毛公鼎》为尤甚。

而后,在对比研究了二者的铭文之后,他得出了“是故知《番生簋》为成王时器”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他使用的就是互证断代的方法。同样,在考证《师訇敦》铭文时,也是将其与《毛公鼎》铭文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了“以文法、方言、成语证之,知二器同作于一时也”的结论。

8、特定历史人物断代说

所谓特定历史人物断代说就是指铭文中出现的人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因而可以很容易地断定该青铜器的年代。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二对《伯冏父敦》铭文中出现的“伯冏父乍周姜宝敦”中对“伯冏父”名的考证:“按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云:《尚书·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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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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