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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青铜器铭文的铸字和刻字时期》

已有 1098 次阅读 2019-11-29 09:35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铭文的铸刻和传拓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16

第六章 铭文的铸刻和传拓

引 论

在青铜器上出现的铭文,迄今为止,一般可以通过铸字和刻字两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的。铸字技术手段和对青铜器花纹的铸造技术手段是同步发展的。而刻字技术手段则是随着金属铸造工艺和技术的革新(特别是铁的出现)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从时间段上说,先有铸字、后有刻字应该是个合理的发展模式。

第一节 铭文的铸字时期

商、周时代一般皆为铸字时代,而春秋以后则为刻字时代-----这已经是金文学术研究上的基本常识。但是,商、周时期的铸字技术是否存在特定的字模呢?也就是说,铸造的那些字是在青铜器泥范上一个个的制造出字模(一般多为阳文),还是使用固定的青铜字模在青铜器泥范上印出字(一般多为阴文)?


根据郭宝均《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的研究,在铭文的铸字技术这一问题上:

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联系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秦公敦》之外,当时著名的齐国铜器,大多出自印模铸字而成。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是否也有这种形式的印模存在,答案肯定的。然而,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制陶技术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印陶模。它是使用手工,把印模图案拍到陶器上的。但是,假如字模的出现是受到了“图案印模的影响”的话,那么在商、周时代在图案印模存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成熟化的铭文的大量产生,在理论上应该也同时存在着“用块块印模,字字联系印成”铭文的印模。

承上所述,印模并非此时才有。早在殷代中晚期就已经有了这一印模铭文的技术。见陈梦家《殷代铜器三篇》一文中的考证:“铜器铭文以阴文的居多数,则内范上的铭文当是阳文,乃是从刻着阴文的印模上印上的。从铜器的铭文处观察,常见铭文部分的四周微现低下的阑,表明铭文是用引模在未干的泥范上印出来的。但此处有一现象,凡是一器之器、盖同铭者,或同铭的诸器,其铭文往往不是一个印模出来的,似乎一个印模只用一次。”

第二节 铭文的刻字时期

刻字时期,我们根据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就已经大量出现了刻划原始的文字符号和图案的现象,而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因为青铜质地的硬度,在没有锋利的金属工具出现之前,使用刻字技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根据郭宝均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的研究,在铭文的铸字技术这一问题上,他主张:

战国时,新刀具出现,铭文或用刀刻,不在器内,而在器口或辟外,成草篆,刀尚单锋……大都是先铸器而后再刻铭。

换句话说,他主张刻字时期开始于战国时代。当然,也有些学者使用莫名两可的语言,表示刻字技术或者在西周青铜器上就可以发现。然而,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考察报告,目前还是处于理论推断的层面。

关于刻刀的问题,目前已经能够发现的考古证据是用来刻甲骨文或者木器的刀具,材质为玉石或者青铜。但是,这样的刀具是否还可以用来刻青铜器上的铭文,目前尚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我们倾向于刻铭文应该是青铜刀具或者铁质刀具。



我们根据《周礼·考工记》中相关记载可以知道,刻刀的铜锡比例应当在“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和“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之中产生,只有这样的硬度才可以具备在青铜器上进行刻字的需求。显然,玉石刀具和一般的青铜材质是不能承担这一需求的。

有关铭文的铸刻方法,阮元早已留心。他在《散氏敦铭文拓本跋》中曾发现:

余所见钟鼎文字,揣其制作方法,盖有四焉:一则刻字于木范为阴文,以泥抑之为阳文,然后以铜铸之成阴文矣。一则调极细泥,以笔书于土范之上,一次书之不高则俟其燥而加书之,以成阳文,以铜铸之成阴文矣。三则刻土范为阴文,以铜铸之成阳文矣。四则铸铜成后凿为篆铭。


阮氏这一发现和总结,大致符合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技术操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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