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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历法和纪年》

已有 943 次阅读 2019-11-19 09:26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铭文结构研究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20

第二编 铭文结构研究

第七章 时间用语

引 论

铭文的组成结构是逐渐完善的。商代早期的铭文多是人名,后来出现了嘏辞。然后就出现了年历。一般来说,完整的铭文组成结构是:时间用语、人名和官职名用语、方国名和地名用语、器名用语、徽记用语、叙事用语、嘏辞用语七大部分构成。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逐一地进行详细的研究。

时间用语是金文学术研究的年代学基础。没有时间用语的铭文,哪怕其史料价值再高、再珍贵,也是无法成为信史加以研究和使用的。因此,确定铭文中的时间用语在今天公历中的准确对应年代就成了判断一件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学术价值高低的基础。但是,由于商周时代,历法繁多,各自依据产生铭文的方国、时代而表现出或同或异的特征。从人名上说,有黄帝历,有颛顼历。有朝代上说,有夏历,有殷历,有周历。从诸侯国名上说,有鲁历,有鄀历,有邓历。从星相上说,有火历,有月历……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子毕’,戌卒直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

到了汉代,历法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三代的传统历法之后,又产生了著名的太初历、三统历和四分历。而这后三者便成为古代的金文学者们研究商周铭文中的时间用语的基础。如,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就利用太初历解读《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

以太初历推之,文王受命,岁在庚午九年,而终岁在己卯。《书》曰:“唯九年大统未集”。武王继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盖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书》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岁二月后有闰。自一月至八月,小尽者四,故“八月丁亥朔”与敦文合。

这是吕大临利用太初历,结合《尚书•武成》中的相关记载,对《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进行考证的推导过程。从《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推导到当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和《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是一致的。

第一节 商代的历法和纪年

从商代的铭文上看,殷商时代的历法使用的是干支、月份、时王祭祀年相结合的方法。这一纪年方法究竟是属于黄帝历、颛顼历、殷历中的哪一种历法,目前还是难下判断的。我们本着历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将其划定为殷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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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著名的《戍嗣子鼎》中出现的纪时铭文:“甲子……才十月又二……唯王廿祀”。这里的“唯王廿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十次大祭祀祖先之年。请注意它的先后顺序是先日、次月、最后是年。再看《二祀邲其卣》中出现的纪时铭文:“丙辰……才正月……唯王二祀”。这里的“唯王二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关于这里出现的“祀”字,《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引见郭沫若《殷契粹编》一书第896片卜辞:“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才八月,唯王八祀。”

这里很典型地同时出现了“岁”、“年”、“祀”三个字。也很显然,只有“祀”字在这里才表示历史纪年的含义。因此,一般来说,只要铭文中出现“唯王某祀”的记载,大多可以肯定其出自商代。

请注意殷商铜器铭文中时间词的先后顺序也是先日、次月、最后是年。

——这一纪年方法到了西周时代就逐渐演变成了唯王某年、月份、月相、干支的周代纪时方法。“月份之名,当是周人之制”的陈梦家说,是十分准确的。如《曶鼎》铭文中的“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年、月、日、支四样齐全。

在殷商铜器铭文中时间词中,也有时月和年的顺序颠倒,如,《小臣邑斝》中出现的纪时铭文:“癸巳……唯王六祀……才四月”。

或者,在有些场合,年和月被省略了,如《麋妇觚》铭文中直接就说“甲午”日干。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

殷商人虽然崇尚鬼神,但是大规模的祭祀祖先活动却是以年为单位来进行的。上述铭文中的十二月甲子日,正是用来祭祀祖甲的。我们结合商人庙号由来问题上的祭日说来分析,这一天是甲子日,而受祭祀的祖先正好是祖甲,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甲子日祭祀祖甲,则祖“甲”的得名显然和“甲”日的祭祀活动有直接关系。

总体来说,商代的纪时铭文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日干、月份、王年三者很清楚明白,至少,在西周纪时铭文中复杂的月相问题,在殷商时代还不是主流和核心。

第二节 周代的历法和纪年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时间用语一般多是冠以“唯王某年”的格式下进行说明的。完整的时间用语基本上由“唯王某年+某月+月相+日干”四者组成。四者缺一就不是完整的时间用语。如《庚赢鼎》铭文中的“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九年卫鼎》铭文中的“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走簋》铭文中的“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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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周青铜器铭文中,缺少年干的如《师汤父鼎》铭文中的“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无叀鼎》铭文中的“唯九月既望甲戌”的记载。有些时候,缺少的年使用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这表明当时这一事件对于作器者来说具有的重大知名度。如,《乍册卣》铭文的纪年方式就是“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这里就出现了使用“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来代替具体的唯王某年的问题。再如,《尊》铭文的纪年方式就是“从师雍父戍于之年”,也是如此。

缺少月相的如《史颂鼎》铭文中的“唯三年五月丁巳”、《段簋》铭文中的“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师旦鼎》铭文中的“唯王元年八月丁亥”的记载。

缺少日干的如《小克鼎》铭文中的“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的记载。

在上述四者中,“日干”和“某月”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而“唯王某年”和“月相”就异说纷起了:

就西周青铜器来说,铭文中记载的“唯王某年”中的那个“王”,究竟是属于哪一代周王,至今难以定论。而“月相”的问题又有定点说和四分说两种不同理解。

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先是定点说,然后才过渡到四分说的观点。

1、定点月相说

所谓定点说是主张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这四种名称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两、三天。俞樾《生霸死霸考》一文中解释说:

既死霸,一日;旁死霸,二日;既生霸,十五日;旁生霸,十六日;既旁生霸,十七日。

董作宾、刘启益力主定点月相说。如,刘启益在《西周纪年》一书中主张:“我对西周金文中四个月相词语的理解是:初吉,即胐,相当于今天阴历的初二或初三。既生霸,胐后的一天,相当于今天阴历的初三或初四。即望,满月后的一天,相当于今天阴历的十六、十七或十八。既死霸,即晦,相当于今天阴历的二十九或三十。”

2、四分月相说

所谓四分说是主张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这四份,每份约为七天。此说首创于王国维。他在著名的《生霸死霸考》一文中主张:

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八、九日以降,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生已久。二十三日以降,月虽未晦,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盖月受日光之处,虽同此一面,然自地球观之,则二十三日以后月无光之处,正八日以前有光之处,此即后世上弦下弦之所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谓之既死霸,此生霸死霸之确解,即古代一月四分之术也。

在王国维四分月相说的基础上,有些学者修改为:“初吉”是指每月上旬的第一个吉日,“既望”则是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是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的二分月相说。

王国维此说一出,几乎就成了学术界的定论了。王氏弟子吴其昌、戴家祥,以及郭沫若、新城新藏、白川静等人先后公开支持此说。

但是,月相在每月时间上的具体对应究竟是怎样的,这还是个至今没有定论的疑难课题。因为月相的种类除了常见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四者之外,在铭文中还曾经存在过其它的术语:“月吉”、“朏”、“哉生明”、“哉生魄”、“哉生霸”、“既旁生魄”、“旁生魄”、“望”、“哉死霸”、“哉死魄”“方死霸”、“旁死魄”、“晦”等等,多达二十几种。我们可以知道朔是初一、望是十五、晦是三十,而其它术语究竟是有准确的对应时间还是大致几天内的对应时间,目前就很难下定论了。比如“既生霸”大致是指从月相上弦至望的一段时间,而“既死霸”大致是指月相下弦至晦的一段时间。甚至连“望”和“晦”也被理解为相当于每月的十五、十六和二十九、三十的大致几天内的对应时间。

这使“唯王某年”和“月相”二者成为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的重大难点。至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没有取得任何可以成为定论性的成果。

3、“初吉”研究

“初吉”这一术语,可说十分怪异。以至于有些学者居然主张“初吉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仅仅见于铜器的铭辞”。此言大谬。不过,此类谬论的首创时间还要上推到1958年。当时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黄盛璋的文章《论初吉》,该文中声称“《左传》中不见初吉,自春秋以来,战国诸子的著作里亦不见有初吉”。这应该是此类谬说之始。实际上,在《诗经》和《周易》中就分别出现了“初吉”这一术语。如下:

《诗•小雅•小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

《周易•既济》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毛传》中对《诗经•小雅•小明》中的“初吉”解释说:“初吉,朔日也”。而《周易•既济》中的“初吉”因为和下一句的“终乱”构成对应关系,显然不是月相时间用语。可是,《诗•小雅•小明》中的“二月初吉”却是月相时间用语,足证黄说之谬。

“初吉”在西周时期铭文中本是月相四分法中的一个名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术语的解释有众多观点,一说指自朔日至上弦(初八日)为“初吉”。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则提出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的观点。一说就指初一。在西周铭文中出现的“初吉”则是和“既死霸”(月末)相对应的一组术语,既然“望”是指十五,“既望”又是指十六,则“初吉”显然是初一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既然在当时存在着和“初吉”相对应的“终乱”,是否可以把铭文中的“初吉”也理解为非月相术语呢?而且,根据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中曾经总结,的确又有学者开始这样考虑了,如下:

二千年来多认为它们是代表每月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代多主张这是表示周代采用月的四分法。近二十年来有人提出初吉不是代表月相,而是指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

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殷周铭文中出现的“初吉”都是指“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此说看似有理,实际上却是死路一条。因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为何就一定是吉利的日子呢?通过对甲骨文史料的阅读,我们知道:商周时代对吉利日子的认定更多的时候是靠占卜选定的,而不是规定的。 而且,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于是,“初吉”的具体日期变得更加捉摸不定。

我们把西周铭文中使用“初吉”的例子,按月分别举列如下,进行对比分析:

《君夫簋》:“唯正月初吉”。

《次卣》:“唯二月初吉丁卯”。

《师俞簋》:“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虎簋》:“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

《晋侯喜父盘》:“唯五月初吉庚寅”。

《史伯硕父鼎》:“唯六月初吉己巳”。

《口簋》:“唯七月初吉甲戌”。

《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

《不其簋》:“唯九月初吉戊申”。

《番菊生壶》:“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

《緐簋》:“唯十又一月初吉”。

《免簋》:“唯十又二月初吉”。

我们根据《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一书中出现“初吉”的一百一十四例铭文的统计,发现:

正月初吉出现27次,二月初吉出现9次,三月初吉出现14次,四月初吉出现7次,五月初吉出现10次,六月初吉出现8次,七月初吉出现1次,八月初吉出现14次,九月初吉出现17次,十月初吉出现2次,十一月初吉出现5次,十二月初吉出现7次,月份不明出现初吉5次。统计结果表明:一月出现初吉最多,为27次。七月则最少,仅有1次。

如果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那么应该在每月出现的“初吉”次数保持大致一致的范围,而不是现在的如此悬殊的差异!由此也可以证明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之说是不妥的。

“一月初吉”出现如此最多,正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每年正月的期待。初者,始也。吉者,好也,吉利也,祥和也。每月都有初吉,而只有新年的初吉最具有起始和源头的含义。因此,初吉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初吉,朔日也”,也即初一。

如此看来,无论是“自朔日至上弦(初八日)”的初吉说,还是“自一日至七、八日也”初吉说,都是不合适的。初吉问题的解决,即,初吉是定点月相术语,将有助于我们对其它三个月相的理解。

4、“既生霸”研究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既生霸”等文字,记载了月亮圆缺的周期变化。亦作“既生魄”。霸,颜师古《汉书注》:“霸,古魄字同”。《释名》:“霸,月始生霸然也”。所谓“月始生霸然”也就是“月始生魄然”。霸,主要可分两种,一种为生霸,一种为死霸。刘歆《三统历》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

前述王国维主张的“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之说,显然是出自四分月相说角度的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既然“初吉”是定点月相说的结果,那么“既生霸”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定点的、而不是四分的呢?

我们试以按月出现的“既生霸”使用实例,加以说明如下:

《守宫盘》:“唯正月既生霸乙未,王才周”。

《寓鼎》:“唯二月既生霸丁丑,王才镐京”。

《免簠》:“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

《匍盉》:“唯四月既生霸戊申,匍即于氐”。

《弭叔乍叔班盨》:“唯五月既生霸庚寅,弭叔乍叔班旅盨”。

《丰乍父辛尊》:“唯六月既生霸乙卯”。

《伯克壶》:“唯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末,伯大师易伯克仆卅夫”。

《史懋壶》:“唯八月既生霸戊寅,王才镐京”。

《扬簋》:“唯王九月既生霸庚寅,王才周康宫”。

《公姞鬲》:“唯十月既生霸”。

《郑虢仲簋》:“唯十一月既生霸庚戌,郑虢仲乍宝簋”。

《此簋》:“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

从铭文内容上看,假如“既生霸”是定点的,那么后面的干支只是月相的同义语,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了。所以,有些没有日干的铭文时间用语是揭开理解“既生霸”这一问题的关键,即,铭文中就只出现“唯十月既生霸”,而没有后面的日干了。换句话说,“既生霸”后面出现日干与否,意义是不同的。出现日干,则“既生霸”就不是定点的,而是四分的,也就是“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不出现日干,则该“既生霸”是定点的,也就是“二日;既生霸”。

从上述使用的实际例子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既生霸”的具体日期和后面是否出现日干有直接关系。它既是定点的,也是四分的,它是调整历法的关键。这就是本书作者首次提出的月相定点•四分组合说。

5、“既望”研究

“望”即“望日”,指阴历每月十五。“既”表示达到,既望就是农历十六日。《释名》:“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尚书•召诰》中有:“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

我们试以按月出现的“既望”使用实例,加以说明如下:

《员方鼎》:“唯正月既望癸酉”。

《师訇簋》:“唯二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

《事族簋》:“唯三月既望乙亥”。

《御正良爵》:“唯四月既望丁亥,公大保赏御正良贝”。

《士上盉》:“才五月既望辛酉”。

《师虎簋》:“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杜居”。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七月既望”用例尚未发现。

《不指方鼎》:“唯八月既望戊辰,王才侯居”。

《无叀鼎》:“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

《庚嬴卣》:“唯王十月既望,辰才己丑”。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十一月既望”用例尚未发现。

《县妃簋》:“唯十又二月既望,辰才壬午”。

6、“既死霸”研究

亦作“既死魄”,指月之下弦至晦的一段时间。刘歆《三统历》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霸意思是“魄”,初吉与既死霸(月末)对应,而望为十五, 既望为十六,所以推知初吉是初一。《周书•武成》中有:“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我们试以按月出现的“既死霸”使用实例,加以说明如下:

《九年卫簋》:“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臣,王才周驹宫”。

《口乎簋》:“唯正二月既死霸壬戌”。

《媵匜》:“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才镐上宫”。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四月既死霸”用例尚未发现。

《吕方鼎》:“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壬戌”。

《御史竞簋》:“唯六月既死霸壬申”。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七月既死霸”用例尚未发现。

《史懋壶》:“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镐京”。

《乍册夨令簋》:“唯王于伐楚伯,才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十月既死霸”用例尚未发现。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十一月既死霸”用例尚未发现。

商至西周铭文中,“唯十二月既死霸”用例尚未发现。

按照笔者提出的月相定点•四分组合说:因为在“既生霸”的场合,后面出现日干与否,意义是不同的。出现日干,则“既生霸”就不是定点的,而是四分的,也就是“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不出现日干,则该“既生霸”是定点的,也就是“二日;既生霸”。本着同样的原则,“既死霸”后面出现日干与否,意义也是不同的。出现日干,则“既死霸”就不是定点的,而是四分的,也就是“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不出现日干,则该“既死霸”是定点的,也就是“既死霸,一日”。

7、闰月研究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当时在历法上已经是施行“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殷商时代,已经存在着设置闰月的问题。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十三月的记载,这又证明商代已经用闰月来调整节气和历法了。他们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每逢闰年在年终加一个月,叫做闰月,也称“十三月”,这一设置闰月的方法叫做年终置闰法。表现在铭文中,便有所谓的“十三月”、“十四月”乃至更高月份的问题存在。

吕大临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解答,他对《公诚鼎》铭文中出现“唯王十又四月”记载的考证,见《考古图》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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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唯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或云“十有九月”。疑嗣王居忧,虽逾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也。

在这里,他并没有认为出现“唯王十有四月”是设置闰月的原因所致,而是因为新王继位之后,并没有立刻改元,而是继续使用老王的年号。比如,老王在“唯王六年九月”时死了,新王继位,他没有立刻宣布从现在开始应该进入“唯王元年一月”,而是继续使用唯王六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超过了十二月后,他不能说已经进入了“唯王七年一月”了,因为老王在“唯王九月”时已经故去了,所以他就使用唯王十三月、十四月……一直到他开始使用自己的“唯王元年一月”为止。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吕大临认为是“嗣王居忧”。这种解释有着明显的伦理和亲情色彩。这和当时宋代注重伦理和亲情的社会大环境是一致的。

第三节 诸侯国的历法和纪年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历法,可以简称为夏历、殷历和周历。这三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不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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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周,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使用自己的历法成为一时时尚。鲁国用周历,所以《春秋》也用周历纪年。如,《春秋•隐公六年》记载:“冬,宋人取长葛”。然而在《左传》中出现的记载却是:“秋,宋人取长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说“春,晋侯杀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现在《左传》中却称了“十二月”,这说明《左传》使用的纪年方法是夏历。

在王年的问题上,“唯王某年”则肯定是叙述西周的王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各国独立纪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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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就曾举例:“”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国纪年者,如《鄀公簋》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邓公簋》云‘唯邓九月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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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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