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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殷周青铜器的出土和收藏》

已有 706 次阅读 2019-10-31 15:26 |个人分类:商周历史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47

第二十五章 隋唐时代的金文学

引 论

整个隋唐时期,篆书的盛行随着隋唐书法艺术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了普及。在隋朝开国之初,祭祀活动中使用彝器的问题上,皇帝遵从礼官的规定。到了中、晚唐时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禁止使用铜器的事件,也客观上造成了并没有出现大量青铜器的发掘和出土。因此也就制约了对铭文的研究。

第一节 殷周青铜器的出土和收藏

1、《隋书》

在《隋书》中并没有记载出土青铜器的内容。但是,和《汉书·艺文志》一样,在《隋书·经籍志》中收录了不少古籍涉及到了金文。具体研究见下文。

除此之外,在《隋书·礼仪志》中记载的明山宾之言代表了当时官方对待青铜礼器的一些看法,见如下:

五年,明山宾议:“尊彝之制,《祭图》唯有三尊:一曰象尊,周尊也;二曰山罍,夏尊也;三曰著尊,殷尊也。徒有彝名,竟无其器,直酌象尊之酒,以为珪瓒之宝。窃寻裸重于献,不容共樽,宜寻彝器,以备大典。案礼器有六彝,春祠夏礿,裸用鸡彝鸟彝。王以珪瓒初裸,后以璋瓒亚裸,故春夏两祭,具用二彝。今古礼殊,无复亚裸,止循其二。春夏鸡彝,秋冬斝彝,庶物礼备也”。帝曰:“鸡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义为疑”。山宾曰:“臣愚管,不奉明诏,则终年乖舛。案鸟彝是南方之物,则主火伏,木生于火,宜以鸟彝春夏兼用”。帝从之。

在祭祀活动中究竟使用何种彝器才算为适当这一问题上,礼官与皇帝之间有些不同看法。其结果是“帝从之”。可见在《周礼》中记载的六彝使用方式上,五行思想和《周礼》规定是略有抵触的。这里出现的“鸡彝鸟彝”,十分珍贵。而且,从“鸡是金禽,亦主巽位”和“鸟彝是南方之物”的方位观念来看,当时已经从易学哲学的角度上开始了对青铜礼器定位性研究。

图1

鸡彝和斝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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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夏鸡彝,秋冬斝彝”则已经是当时必须遵守的青铜礼器表现在季节上的定制。典出《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又:“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孙诒让《周礼正义》:“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孙氏此说或值得商榷。鸡彝、鸟彝即外形为鸡、鸟之形。考古证据可参见1988年太原金胜村春秋墓葬中所出的鸟形酒彝。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葬在2002年也出土了类似造型的彝。鸟彝本身就和鸡彝造型接近,几乎是鸡鸟不分,或可以统称为鸡鸟彝。

2、《旧唐书》

在中晚唐时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禁止使用铜器的事件。德宗贞元九年春正月,《旧唐书·德宗本纪》中的记载:

甲辰,禁卖剑铜器。

在宪宗元和元年也出现了第二次的禁止使用铜器的事件。见如下:

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在文宗时代也还执行着这一禁止令。对铜器使用的禁止影响到了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和收藏。按照《旧唐书·德宗本纪》中的记载,只是铸镜活动,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并没有被禁止。可以发现,禁止使用铜器是和当时的经济拮据密切相关的。在大唐盛世的玄宗时代,就曾经举行过铸九州岛鼎的活动。按照《旧唐书·礼仪志》中的记载,共用去铜料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可以说这才是中晚唐时代铜料缺乏的直接原因。当时,还曾要铸大仪钟。按照《旧唐书·礼仪志》中的记载,要“敛天下三品金”,可是居然是“竟不成”。可见铸九州岛鼎之后就已经出现了铜料缺乏的问题。于是皇帝下诏全国铜矿开采自由,但全部由政府收购。

在《旧唐书》中只记载了一次青铜器出土事件,这次出土见《旧唐书·礼仪志》中的记载:

汾阴后土之祀,自汉武帝后废而不行。玄宗开元十年,……及所司起作,获宝鼎三枚以献(1)。十一年二月,上亲祠于坛上,亦如方丘仪。礼毕,诏改汾阴为宝鼎。

3、《新唐书》

在《新唐书》中也是一样,几乎没有对出土铜器的相关记载。但是,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是因为国力上对铜料的需求,前期的铸九州岛鼎和中、晚期的铸钱,具体记载已见前述。其二则是盗墓行为的公开化,对于所出土的文物多以“宝”字或“器”字代之。如,《新唐书·外戚传》中记载:

睿宗夷玄贞、汛坟墓,民盗取宝、玉略尽。天宝九载,复诏发掘。

又见《新唐书·杨收传》的记载:

涔阳耕者得古钟(1),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即试,有刻在两梁。果然。

史学家们已经不把出土铜器视作祥瑞了。所以相关的记载反而几乎没有。特别是到了中晚唐时代,国力日渐衰弱,出土不出土青铜器,已经没有任何祥瑞意义可言了。

4、《旧五代史》

在《旧五代史》中对出土青铜器的记载也十分稀少。只有一次是同光元年,见《旧五代史·唐书·庄宗本纪》: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台山僧献铜鼎三(1),言于山中石崖间得之。

只可惜并没有对铜鼎的尺寸和年代、铭文进行具体说明。而且,在庄宗朝和明宗朝还曾各有一次下达禁止令:严禁镕钱为铜器的行为。这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对待文物的倾向。

与此相关,在《旧五代史·周书·世宗本纪》中也有一次禁止使用铜器的记载:

九月丙寅朔,诏禁天下铜器。

在《五代会要》中对此更具体说明为:

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

在《旧五代史》中还记载了刘仁恭藏铜器于大安山的历史事实:

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尽敛铜鏄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必即杀匠石以灭其口。

鏄本来并不是什么具有特别重要的青铜礼器,这里却单独说明只收藏“鏄”实在不好理解。

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大规模的收藏铜器行为。当然,这一保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即:为了铸铜钱而贮存铜器。看起来,或许大安山地区是值得进行相关的考古勘察的。

5、《新五代史》

在《新五代史》中没有对殷周青铜器出土和收藏的相关记载。

从汉代到唐五代时期,见于正史的有铭出土铜器的记载,依笔者的考证总共有十三次。赵诚在《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一书中曾说:“从汉到唐约一千二百年间所见有铭铜器出土的记载,总数不到二十件。”此说是很符合实际的。

在著名的《籀史》中记载了唐代开元年间出土铜器的史实:

开元四年,游子武于偃师卜筑,撅地获比干墓铜盘一(1)。广四尺六寸,有蝌蚪字十有六,每字长八寸许。

然而该书记载的比干盘铭文却是“右林左泉,后岗前道,万世之铭,兹为是宝”则明显不是商周时代的语言特征,疑为秦汉器。

其他史料中,如,陈思《书小史》卷九:“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2),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又如,《玉海》卷八十八:“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王庆筑垣掘地,获宝鼎五(3),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

在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写篆名家是李阳冰。他自己也以为是继李斯之后无人能比的篆书家。书法史上,吕总《续书评》中曾如是说:

阳冰篆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

李阳冰,字少温、仲温,河北赵郡人。李白从叔。肃宗干元年间,曾任缙云县令。上元二年,迁当涂县令。任内对李白的处境极为关爱。李白晚年客死当涂,与李阳冰在当涂任县令密切相关。代宗大历初,阳冰擢任集贤院学士。建中初,领国子丞,官至将作少监。阳冰善词章,工篆书,名满天下。论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崇高华岳语其峻”,赞其书法,谓“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图2

李阳冰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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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阳冰之后,书法史上主张李灵省是写篆的大家。颜真卿书碑,一般多由他篆额,世谓联璧之美。见《集古录》中称:

唐世篆法,自李阳冰后,寂然未有显于当世而能自名家者。灵省所书阳公碑额,笔画甚可佳。

其它如,卫包、王文秉、史浩、史维则、司马承祯、李平钧、李潮、李腾、钱毅、颜昭甫、陈曾、陈维玉、杨涉、徐锴、袁滋、褚冀、瞿令问等人也是名重当时的写篆高手。

图3

袁滋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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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史会要》一书中的记载,袁滋曾经书写过青铜器铭文,是把书法和金文结合在一起的一位写手。叶昌炽《语石》中称:

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

袁滋手迹,世传极少。古代摩崖石刻中有“袁滋题”三个字的篆额就是出自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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