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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4》兆辞中的忧患意识及其哲学意义

已有 551 次阅读 2019-10-21 07:25 |个人分类:易学研究|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京都静源

《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4》兆辞中的忧患意识及其哲学意义

易学预测学的哲学人类学考察(中)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四、兆辞中的忧患意识及其哲学意义

在作《周易》的时代,作《易》者大胆地摒弃了夏、商易学的权威,而代之以变易思想为主体的《周易》。然而这是一个神学和哲学交错的时代。《易》道四用必定在当时就已经产生深刻地影响。于是,包括作《周易》者在内的一大批筮史们对《周易》有着极矛盾的看法:一方面是对筮法的极端信仰;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产生出对筮法的极端恐惧。因其为神秘的宗教性之代表而信仰,又因其为准确的预言性之判断而恐惧。这也是世界各地原始部落所共有的通病。被崇拜者和被恐惧者常常是合为一体的。如,在墨西哥的古代阿兹台克人时代就流行着一种杀神的风俗:人们对某个神的过分信仰以至于不得不选出一个人来扮成神的模样,并杀掉他。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如此论述说:

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自然,出于对他们自己生命的关心,他们特别关心他的生命。但是不管有多少关心和提防,总不能防止人神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遇见非常可怕的危险,因为自然的进程如果有赖于人神的生命,则人神能力的逐渐衰退并最后消灭与死亡,该会带来怎样的灾祸呢?防止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他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

因此,作《易》者和巫师们的忧患有着多重背景。被杀和对死亡的恐惧也是最为直接的忧患原因。

自汉以后的易学家们深刻地研究了《周易》哲学及其占筮方法,也无数次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准确性,从而形成了下列尽人皆知的格言和观念:

懂《易》见天心。

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易》奇而法。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占筮的准确性之影响力和感染力。殷人对卜法的使用,其兆辞和应验程度,从今天所见的大量卜辞来看,还是很高的。例如:

癸亥卜,□,贞:“旬亡囚?”王□曰:“有祟!”五日丁卯,王狩猎,□车马□,□坠在车,□马亦有佗。

这是其中的一例。殷王占卜,兆辞是有灾祸要发生。结果五天后果然发生车翻马伤的事故。这样的例子,在卜辞中比比皆是。而周人对《周易》的使用,在《左传》和《国语》中极为晋遍。

对于《周易》来说,对其使用次数愈多,则其准确度也相应提高。因此,弥漫于筮官和周人宗教思想中的对兆辞的忧患和恐惧决定了人们对《周易》的双重矛盾心理:哲学性和宗教性。而《易传·系辞》作者堪称千古绝唱的一句至理明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如果不是和作《周易》者达成了相同的心理沟通,根本不会有如此石破天惊的见识和话语。作《周易》时代,巫史们占筮的任务就是为国王做行动指南。因而,他们对兆辞的忧患首先具有了政治性。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陈侯使筮之所发表的议论:“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

这里利用《周易》干涉政治的实例。对筮史而言,经常使用筮法,使他们较一般人更早地具有理性意识,这也是他们产生忧患意识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完成从神学向哲学的过渡。每一次占筮的成功就加重一次对筮法的信仰,也必然加重一次对兆辞之吉凶的忧患。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可怕的现实:异化。即对《周易》的异化。创造了《周易》和筮法的人,由于它的神奇作用,产生了一种对它的信仰和忧患,这使《周易》和筮法在巫史们眼中不再是历代巫史智慧的结晶,而成为天命鬼神意识的特殊表现物:人把自己的成果异化成和其自身相对的内容,这就从内容上完成了由神学向哲学的进化,但在外在形式和宗教思想中又回到了神学的出发点。

从《周易》哲学中生发出来的那种忧患意识伴随着《周易》对中国哲学的渗透和影响,使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沿着这一忧患意识的文化传统,进而也波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侧面:它使中国文化绝少那种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疯狂的感性和酒神精神,而以一种理智和中和去发挥与人的忧患意识相适应的文化和艺术。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周易》本身的天人合一的性质,使它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采取了一种尚中为主的方法。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时,那些掌握了占筮方法从而可以获得超前意识的巫史们,面对西周初期严酷的现实局面,他们表现出这种深沈和痛苦而又不失冷静和成熟的忧患意识。在这一忧患意识作用下,一切行动均以“中”为准则,从而使这一准则成为和内在的臧患意识相互照应的外在的客观法则。例如,《损卦·上九》主张只有“中行”才是“无咎”的。《复卦·六四》认为“中行独复”才与卦辞中的“反复其道”相一致。《家人卦·六二》则认为只有“在中馈”才可以得到“吉”的兆示。等等。正是出于内在的忧患意识的考虑,才产生了作《周易》者在卦爻辞中反复申述的以不左不右、有来有往、不损不益、有得有失的中正思想为主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外在的中行的处世方法。

产生于忧患意识中的这种尚中思想及其外在的种种表现,从根本上决定了《周易》卦爻辞中占主导地位的象辞的忧患性质,在忧患意识作用下,先秦的哲学家们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承担起探索宇宙和人生的任务:一派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以中庸为美并追求礼乐合一的方法。一派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以非乐为宗旨并追求自由旷达的方法。一派是屈子为代表的、以承担忧患意识为主导并追求理想和现实统一的方法。这三派观点先后独立于先秦学术之林,并形成了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哲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目的的伦理哲学。正是这种从《周易》哲学中传播下来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国文化保持了那种温柔敦厚的传统,经过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宏大和浑厚的儒释道三教归一统—,黄钟大吕般的中国文化。它不象古希腊哲学和艺术在酒神精神影响下由鼎盛走向衰亡,而是以忧患意识为核心,以中(中行)为准则,采用了一唱而三叹式的诗教,终于使中国文化和哲学历经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变革,仍然保持着它应有的活力和动力,以致于在今天的东西方思想家世界中产生共鸣。

具有忧患意识的巫史们是实现从神学向哲学过渡的执行者,但对于筮法的依赖形成了人对《周易》的异化。忧患意识促使巫史们的行动趋于中庸、中行,形成了内在的忧患与外在的中庸、中行相结全的客观法则。同时也促成了先秦时期孔子、老庄、屈原三种处理忧患意识的方法。

《周易》中的忧患意识的产生,有一个从前忧患意识向忧患意识的发展过程。而前忧患意识源于远古时代的禁忌制度。筮占,既是预测未来吉凶的手段,也是人们自觉地掌握自然的畸形反映。正因为此才完成了由具体事物之象向卦爻辞之象的转化,即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化。它使筮占在其本质上完全异于龟卜,并以卦象和卦爻辞的相互联系,在追求阳爻和阳爻位统一时,充分表达出交感和变易的思想。完成了由神学向哲学的过渡。但因为忧患意识的存在,形成了《周易》作者在外在行动中力求中庸、中行的尚中思想。于是忧患意识作为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成为《周易》思想中哲学性和宗教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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