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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3》忧阴喜阳的思想倾向

已有 686 次阅读 2019-10-19 08:27 |个人分类:易学研究|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

《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3》忧阴喜阳的思想倾向

易学预测学的哲学人类学考察(中)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三、忧阴喜阳的思想倾向

表现在卦爻辞中的忧患意识还有另一种表现:当阳爻一在初九爻位形成《复卦》卦象时,卦辞说“利有攸往”。因为它发展下去是逐渐战胜阴爻的过程。而当阳爻一在上九爻位形成《剥卦》卦象时,卦辞说“不利有攸往。因为它发展下去是逐渐战胜阳爻的过程。即这就形成了一种追求阳而忧患阴的思想倾向。犹其在《乾卦》六爻中,表现得最为出色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阳。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本卦中通过对龙这一阳性的形象代表的一系列变化过程,说明这样一种理沦:初九为潜龙,代表阳性的初始阶段;九二为阳性的发展壮大过程;九三、九四则为阳性的奋进和警惕自守时期;九五为阳性的盛大之时;而上九则以老阳为动之源,从而避免成为纯阴之卦。为了能够体现刚阳的特性,作《周易》者在卦象和卦爻辞的紧密联系中体现出这样的几种思想:

第—,追求交感和变易的思想。

我们知道,《周易》一书的命名包含着变易的内涵。而变易在卦象和卦辞的紧密联系中又体现为交感的思想。吴森教授在《比较哲学与文化·易经和杜威思想的革命观》一文中认为:“易经思想和杜威哲学中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形而上学观念,就是宇宙的变易性和万物的交感性。”

孙智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就认为“易经宇宙的rootmetaophor是男女交媾sexual inter course”。而这种交感思相则以直接源于上古时代的感生帝说。我在前面中已有考证。当卦象以阴爻为主时,作《周易》者为了体现乾为主的意识,便给予这类卦象以交感的卦辞。如,《泰卦》,乾为下而坤为上,形成阴抑阳的状况。但卦辞却为“小往大来。吉。亨。”根据交感的思想,它是讲小的往而大的来,从而形成乾在上而坤在下的《否卦》。一句“小往大来”与卦象如此结合,已经将交感的思想彻底体现。《易传·彖》的作者对此评价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大过卦》尽管卦象上下皆为阴爻所占,但是通过卦象的交感形成阳爻在上而阴爻在下的现象,故此是“利有攸往”的。而一旦不能形成交感,作《周易》者的忧患思想便暴露无遗。如《剥卦》卦象和《艮卦》卦象,等等。由于在卦象中阳爻的势力远不及阴爻,因此爻辞便为“不利有攸往”,便为“无咎”。在全部卦爻辞中,对交感的追求成为《周易》哲学变易思想的一个主流。事实上,诚如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

一切巫术就其起源与意义而言都是交感的,因为人如果不是深信有一个把一切事物统一起来的共同纽带,在他与自然之间,以及在不同种类的自然物体之间所作的那种分离,他就不会想到去与自然发生巫术的联系。

求阳爻和阳爻位的统一。

在今本卦爻辞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当阳爻位于阳爻爻位时正可以取代或部分扭转阴爻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如,《需卦》的九五爻居于阳爻位,本身又是阳爻,所以在上下皆有阴爻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吉”的效果。《讼卦》的卦辞中明确地表示出“不利涉大川”的结果,但是由于九五爻为阳爻位,又为阳爻所居,其结果则又是“元吉”的。《比卦》只有九五爻是阳爻,但由于是阳爻居于阳爻爻位,故而也是“吉”的。《泰卦》九三爻为阳爻居于阳爻爻位,所以是“有福”的。《谦卦》虽然只有九三为阳爻,但也是以阳爻居于阳爻爻位而产生“君子有终”的结果。《贲卦》九三爻也是阳爻居于阳爻爻位,其结果也是“吉”的。《复卦》仅初九为阳爻,且居于阳爻爻位,所以是“元吉”。《无妄卦》在卦辞中已断定“有眚”和“不利有攸往”的情况下,以初九之阳爻居于阳爻爻位而得“吉”之结果。《益卦》初九爻也是阳爻居于阳爻爻位,而有“元吉”的结果。等等。相反,当阳爻居于阴爻爻位时和阴爻居于阳爻爻位时,作《周易》者的忧心忡忡就明确表现出来。如,《师卦》六五爻为阴爻居于阳爻爻位,结果是“长子帅师,弟子与尸”,是“凶”。《小畜卦》的上九爻为阳爻居于阴爻爻位,结果是“凶”。《履卦》六三爻为阴爻居于阳爻爻位,于是就有“凶”的兆示。《无妄卦》六三爻为阴爻居于阳爻爻位,于是就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的大难临头的文辞。《大畜卦》的九二爻为阳爻居于阴爻爻位,则“与说辕”的惨状让人畏惧。《坎卦》的初六爻为阴爻居于阳爻爻位,所以是“凶”的。《睽卦》的九四爻为阳爻居于阴爻爻位,故而是“厉”的。《益卦》的上九爻是阳爻居于阴爻爻位,所以是“凶”的。等等。

从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作《周易》者的矛盾心理:各个阴阳爻与阴阳爻位的配合,其结果是非凶即吉。

例如,以《乾卦》象辞来讲,也就是由在田之龙向在天之龙的发展过程。应当看到,前五爻的量变是初民们对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的直觉把握,这一爻有临界点意义。到了第六爻它的循环性变化则又是当时认识水平的体现。但上九爻却以“亢龙。有悔”的凶兆作为终结。这正应了《明夷卦·上六》中所讲的“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的循环过程。于是就产生了由上九向初九的循环性变化。在作《周易》者的思想中,他基于上述对爻位变化的认识,以第五爻为“多功”、第二爻为“多誉”共同完成了对“飞龙在天”的象数学变化轨迹的描述。《国语·晋语》:“寡人闻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钩以年,年同以爱,爱同决之以筮。”这种神权意识成为制约社会生活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无形法典,它在完成由伦理向神学的靠拢。这是第五爻的“多功”品格及其取象于王侯的客观基础和历史传统。所以,尽管远古社会中的舜,以他“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的德行取代尧而登九五之尊,然而却仍然要依当时的文化传统,去“肆类于上帝,桎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借天命鬼神意识来说明其地位的可靠性和合法性。作《周易》者对第五爻的认识,也就使这一爻取象于王侯的内容多起来,遂使第五爻成为统帅全卦的主爻。“系辞”中所谓“杂物撰德,辨是与非’,体现了作为一卦之主的第五爻的主导作用。因而,相对于第二爻“多誉”的品格特征在内的前四爻而言,第五爻本身具备了为其它爻位所不具备的品格和卦象。全部六十四卦中第五爻的“多功”品格和统领全卦的功能形成了第五爻的群体效果。在这种以筮占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心理中,第五爻的群体效果正体现了这种观念作为沟通前后件关联时所必须考虑的吉凶参照系。也就使它成为具有一定法度特征的爻位,超过于它大多要落个“动悔。有悔”的下场。例如,《讼卦·上九》已指出“终朝三佗之”的朝不保夕的局面。《比卦·上六》是“凶”。《小畜卦·上九》是“征凶。”《噬嗑卦·上九》也是“凶”。《旅卦·上九》也是“凶”,等等。六十四卦中,竟有三十卦的上爻的兆示为凶。而吉兆仅十四卦,且还是由于卦象的组成结构上的变化。“多功”和“多誉”的象辞、兆辞的产生还有另一重大的意义。在《连山》和《归藏》时代,初民们受卦象神秘性的桎梏,还没有产生对爻位进行不同品格分析的可能性。从周易发生学上看,当龟卜意识或灵龟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不可能产生具有人文因素的筮卦。即《周易》卦爻辞的产生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一个标志。由于作《周易》者摒弃了卦象的神秘性因素,完成了爻位和象辞的统一,人在这时已不完全是被神权奴役的对象。于是,趋近伦理的道德哲学渗入了神权意识中,人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异化的自然,不再为神密莫测的龟卜意识或灵龟思想所策动:而是一个可以通过人为的筮卦以求得天命鬼神意识的自然,是一个人逐渐挣脱变幻莫测的自然界控制的自然,是一个人文因素渗入天命鬼神意识的自然,是一个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这种自然,不再是夏易、商易牛天地自然崇拜的延续,而是冲淡了神秘色彩的哲学的自然。

在卦爻辞中,第二爻和第五爻多为吉利的兆示,即“功”和“誉”的兆示。而第五爻则多是统辖全卦的主爻。由此就形成了六十四卦中“多功”的第五爻组成的群体效果,成为具有一定法度特征的爻位,冲淡了夏商易学中神秘莫测的神权意识。

一方面是对二、五爻爻位的赞美和对三、四爻爻位的贬斥,一方面又对阳爻居于阳爻爻位、阴爻居于阴爻爻位的正常格局的高扬,以及对阳爻居于阴爻爻位、阴爻居于阳爻爻位的不正常格局的忧患。两种矛盾的形式组成一体反映了作《周易》者在处境艰难的殷周时期无所是从而又徘徊犹豫的心理。这里面既有对传统易学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创新。既是新易学的创立,又是旧易学的集大成者。

如此矛盾反映了作《周易》者的另一种心理:理性意识的崛起和宗教束缚的沉重。这双重担子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所适应的紧迫感、恐慌感,其结果就造成了《周易》中忧患意识的形成。于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周易》便同时具有了双重属性:哲学性和宗教性。由于它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有意识的理性意识的崛起,它的独特的理论结构:阴阳对立及相互转化的思想、易学的象学体系等都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它是当时哲学思想的结晶,对当时及后代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因而它具有哲学性。同时,它以是建立在夏商易学和卜辞文化的基础之上,很多卦辞又直接脱胎于殷商卜辞文化体系之中,以古占筮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当时龟卜信仰的变革和创新,在当时及后代也确确实实地应用于占筮活动之中,成为中国历代各种占筮法的思想库。因而它又具有宗教性。

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卦象和卦爻辞的相互联系中,追求阳爻和阳爻位的统一,进而表现出交感和变易思想。于是,违反上述现象就成为作《周易》者忧患所在之一。这造成《周易》的双重属性:哲学性和宗教性。《乾卦》中卦象、卦爻辞的阴阳变化,正说明了《周易》中忧阴喜阳心理。而全部六十四卦也都是与此相一致的。于是忧阴喜阳、追求阳爻和阳爻位的统一,体现交感和变易思想,成为卦象和卦爻辞紧密联系的忧患意识的直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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